张鼎丞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及对现代的启迪

2010-01-08　本文来源于作者: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王直口述王东炎执笔张鼎丞同志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我党我军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人物。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6月领导了永定金砂暴动，创建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中央苏区处于白色恐怖时，他来到闽西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闽西红旗不倒。为后来组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他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加强了党的领导，发展了党的组织。张鼎丞同志是于1935年2月从江西来到闽西的，但不是中央委派任命来的，只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当时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核心），带少数人员来的。他刚到闽西时，实际上是无职无权。他是在福建军区红军主力在长汀四都山区几乎全军覆没，闽西党和红军处于群龙无首状况时，才开始介入闽西地区坚持斗争的领导工作。为挽救革命，张鼎丞同志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主动与其他同志共同商议，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来领导闽西的革命斗争。后又与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继而加强了党在闽西地区的领导。到1937年国共合作时，闽西地区的党组织，除个别干部叛变，极少数党组织被破坏，绝大部分被保存下来。在此基础上，闽西党组织还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闽西游击区就建立了四个分区，在县以下建立了八个区委，在许多乡村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在后期已达400个）。各县之间，都建立了武装交通队，使整个闽西地区党的组织联系了起来。二、纠正了左倾路线，坚持了游击战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的。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福建省委还是没有意识到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四都山区的红军几乎全军覆没就是明证。以张鼎丞等同志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没有死等中央指示，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红军由阵地战向游击战作了战略转变。在游击战争之初，闽西基本保存了原有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时期内拖住了敌人8个师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在三年游击战中，除了红九团当时的领导人因受左倾路线影响较深，固执于硬打猛攻，缺乏灵活机动，缺乏群众工作，缺乏根据地思想，始终未建立游击基点，致使损失较大外，大多数部队熟练了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逐步掌握了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种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先后取得了五次反清剿胜利。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胜利，已被现代党史研究认定为是一个奇迹。三、掌握了战争主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当时，在全国十五个游击区中，大多数游击区政治和军事斗争相对比较被动，以躲藏隐匿为主，或基本与世隔绝，难以获知外界消息。如有些游击区在西安事变之后，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还一无所知。张鼎丞等同志领导的闽西地区则是以游击作战形式，主动积极地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虽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还能通过各种渠道获知党中央最新政策消息。当两广事变发生时，从设在上海的联络站获知党中央的《八一宣言》，闽西红军立即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讨蒋军，开展讨蒋抗日；当西安事变发生时，又在报刊上获知党的路线方针向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遂又成立了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开展联蒋抗日。虽然三年中也出现过政策偏差，出现过曲折和挫折，但总体上看，都能及时纠正政策偏差，游击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是把握住的。由于把握了战争主动权，闽西党组织和红军的活动显得游刃有余。武装力量比刚开始游击战争时有了增加，从初期的1200多人增加到了3000多人。这在所有游击区中，是保存骨干力量最多的。后来组建新四军时，仅以闽西一个游击区为主体，就组建了

王直口述王东炎执笔

张鼎丞同志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我党我军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人物。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6月领导了永定金砂暴动，创建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长征，中央苏区处于白色恐怖时，他来到闽西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闽西红旗不倒。为后来组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他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加强了党的领导，发展了党的组织。张鼎丞同志是于1935年2月从江西来到闽西的，但不是中央委派任命来的，只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当时被排挤出党的领导核心），带少数人员来的。他刚到闽西时，实际上是无职无权。他是在福建军区红军主力在长汀四都山区几乎全军覆没，闽西党和红军处于群龙无首状况时，才开始介入闽西地区坚持斗争的领导工作。为挽救革命，张鼎丞同志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主动与其他同志共同商议，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来领导闽西的革命斗争。后又与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继而加强了党在闽西地区的领导。到1937年国共合作时，闽西地区的党组织，除个别干部叛变，极少数党组织被破坏，绝大部分被保存下来。在此基础上，闽西党组织还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闽西游击区就建立了四个分区，在县以下建立了八个区委，在许多乡村建立了党支部（党支部在后期已达400个）。各县之间，都建立了武装交通队，使整个闽西地区党的组织联系了起来。
   二、纠正了左倾路线，坚持了游击战争。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的。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福建省委还是没有意识到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四都山区的红军几乎全军覆没就是明证。以张鼎丞等同志为首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没有死等中央指示，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红军由阵地战向游击战作了战略转变。在游击战争之初，闽西基本保存了原有的武装力量，在一个时期内拖住了敌人8个师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在三年游击战中，除了红九团当时的领导人因受左倾路线影响较深，固执于“硬打猛攻，缺乏灵活机动，缺乏群众工作，缺乏根据地思想”，“始终未建立游击基点”，致使损失较大外，大多数部队熟练了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逐步掌握了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种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先后取得了五次反清剿胜利。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胜利，已被现代党史研究认定为是一个奇迹。
   三、掌握了战争主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当时，在全国十五个游击区中，大多数游击区政治和军事斗争相对比较被动，以躲藏隐匿为主，或基本与世隔绝，难以获知外界消息。如有些游击区在西安事变之后，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还一无所知。张鼎丞等同志领导的闽西地区则是以游击作战形式，主动积极地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虽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还能通过各种渠道获知党中央最新政策消息。当“两广事变”发生时，从设在上海的联络站获知党中央的《八一宣言》，闽西红军立即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讨蒋军”，开展“讨蒋抗日”；当“西安事变”发生时，又在报刊上获知党的路线方针向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遂又成立了“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开展“联蒋抗日”。虽然三年中也出现过政策偏差，出现过曲折和挫折，但总体上看，都能及时纠正政策偏差，游击战争的主动权始终是把握住的。由于把握了战争主动权，闽西党组织和红军的活动显得游刃有余。武装力量比刚开始游击战争时有了增加，从初期的1200多人增加到了3000多人。这在所有游击区中，是保存骨干力量最多的。后来组建新四军时，仅以闽西一个游击区为主体，就组建了新四军二支队的两个团。
   四、保护了土改成果，赢得了群众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在闽西地区全部被毁灭的村庄就有500多个，全部被杀绝的农户近4万户，10多万名群众被杀害。”这些数字主要是在五次反围剿的后期和游击战争的初期产生的，是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的。张鼎丞等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不但群众要受到巨大损失，红军也会因基本群众的大量牺牲而失去依靠，红军没有基本群众依靠是坚持不下去的。既要不失去依靠，就要保护群众，就要改变斗争方式。“当时群众的要求是避免敌军烧杀迫害，抵抗敌人苛捐杂税，保持土地收回。”这时应该怎样确定政策和策略，张鼎丞等同志的头脑是十分清楚的。当时政策和策略主要特点就是把游击战争与群众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结果是既保护了群众，红军又得到了群众支持，还粉碎了敌人各种阴谋，土地革命的成果在合法斗争中得以保存。就“红旗不倒”而言，各游击区都做到了，但闽西游击区是高质量的，不仅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了游击战争，扩大了武装力量，还保住了土地革命成果。这种情况在其他十四个游击区中是少有的。
   纵观张鼎丞等同志领导的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有许多经验是可以总结的：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实事求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要按客观实际情况来形成思路，是以物质第一性为出发点产生思路，是人正确思维的基点。从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看，不实事求是的思维有两类：一是“先入为主思维”，对客观情况视而不见。如红军主力长征后，敌强我弱的态势已十分明显，福建军区领导在长汀四都山区竟然还想“守株待兔”打一个歼灭战，结果是适得其反全军覆没。二是“习惯性地思维”，导致行为上的盲动。如红九团在与红三团会师之后，由于过去经常集中行动，猛打硬攻，取得了一些战果，就将这种思路不加深入思索一直延续下去，长期不注意建立游击根据地，缺乏群众工作，政策上又缺乏灵活性，结果受很大损失。第一类思维是一种“心理病态”引发，思路起点就是错误的，并难以改变。有这种“心理病态”的人不配做领导工作，他们做了领导，革命肯定要受损失。第二类思维是一种“心理偏向”引发，思路单一不懂变化，死抓住过去成功经验不放，非要等到“撞了南墙”吃了亏才能醒悟。实事求是的思维是“心理居中”引发，一旦发现原先思路与客观不符能及时反省纠正。如“两广事变”发生时，张鼎丞等同志一度判断这次事变会延续很久，所以在闽西出现了“白色碉堡”暴动，又在山区分田，打土豪，这本身就违反了自己提出的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诺言，结果又多树了敌人，使本来已经和缓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实事求是的思维是当意识到某种思想是错误时，并不意味着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就不会再犯相类似的错误。但错误产生后会立即反省，努力地来纠正错误。张鼎丞等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属这类思维。他们并不隐晦在领导游击战争时出现的政策偏差，他们能审时度势，发现偏差，不固执己见，及时修正错误。我们党就是因为有许多象张鼎丞同志这样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领导人物，革命才得以发展和胜利。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路线，这是因为坚持这个思想路线，是我党几十年来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总结，坚持这个思想路线，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都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二、战斗力的强弱取决于组织化程度高低。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红军为什么艰难奋战而不溃散？国民党军队几十倍于我的兵力，为什么消灭不了红军？五十年代初，国民党军也曾在包括闽西在内的许多地区计划并实施了游击战争，但为什么不到两年时间他们的散兵游勇就被全部肃清？我认为至今这方面还缺乏系统总结。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国民党军没有，这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红军组织化程度比国民党军要高。首先，表现在“统一性”，红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比，没有那么多势不两立的“山头”。张鼎丞等领导同志都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后来到闽西的，在很短的时间内，闽西红军就主动接受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使张鼎丞等同志很快将闽西地区相对分散独立党组织和红军联系了起来。其次，表现在“革命信念”，红军战士经过党的教育，有坚强的“穷人要解放”的信念，这种信念坚强度已经达到了“没有选择”的地步。因此，红军的组织凝聚力比国民党军要强的多。当红军被打散的时候，许多人会很自觉地寻找党的组织，只要人活着，就会相互聚拢，重整旗鼓，继续斗争。如红九团受挫折时，我是率六名战士从一个方向上突出重围的。在三个团领导牺牲两个，一个失踪，即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被打散的红九团又很快聚拢了几十个人，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编成了一个特务大队，继续坚持斗争。就是蒋介石在心眼里都认为：这哪里是什么‘土匪’，历史上哪有打不散的‘土匪’。第三，表现在“高度组织纪律”，红军组织纪律性是国民党军无法比拟的。红军游击队的生活就是再困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坚决执行的，所以不会成为“土匪”和“流寇”，也不会成为“山大王”。就现代而言，加强党性思想教育，加强新时期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加强反腐倡廉，加强党的各项纪律，都是新时期加强党的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措施，不断提高我党的组织化程度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
    三、要在本质上认知“人民群众”观念的重要性。一个政党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种认识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孙中山在国民党建党之初，就提出了“三民主义”，就台湾现在三大政党——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名称上都有个“民”字，西方发达国家高叫“人权”，也是“人民群众”观念的翻版。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是针对人民群众的，都是要达到人民群众支持为目的的。但在对“人民群众”一词理解上，是有千差万别的。在战争年代，可以说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一词已达到了深度理解，比国民党要大大高出一筹，国民党只达到“知道”的程度。（人的认知过程分为知道——认识——理解三个阶段）。张鼎丞等同志在闽西游击战争中，非常强调红军要避免“政治损失”（群众可分为基本、一般、特殊三类，“政治损失”即指失去某一类群众的支持），强调“政治损失”重于军事损失。例如，当时某支游击队因恨透了叛徒，但又抓不到叛徒，就抓了叛徒妹妹。张鼎丞同志听了汇报后，就给予了严历的批评。但当这支游击队主要领导还是认识不到错误的严重性时，立即撤掉了这位领导的所有职务。共产党认为“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国民党认为“人民群众”是“鱼”，国民党是“水”。共产党对“人民群众”是依靠，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是利用。现在我国已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仍然需要对“人民群众”观念作本质的理解。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现在还适用不适用？现代是不是争取大多数人民群众支持就够了，还是要争取所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些问题应当要有更深入地去分析理解。
    四、一个政党要不断地加强民主集中制才有生命力。历史上，共产党多次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但最终都能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自己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为什么共产党能自己纠正自己错误呢？这是因为共产党内建立了民主集中机制。而这个机制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例如，从1921年到1949年，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一个是终身担任最高领导的，党内民主集中机制能够使犯了严重错误的高级领导退出领导岗位。而国民党做不到，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终身担任最高领导，无论是犯了多大错误也下不了台。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由张鼎丞同志担任，本身就是民主推选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民主推选，红九团就会被朱森（叛徒）“控制”而另立“山头”，闽西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得到统一指挥（详见方方同志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三年游击战中，张鼎丞等同志就是坚持了“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研究，集体决策。根据游击战特点，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各位领导又分散在四个分区，分别负责各分区的党政军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位领导的主观能动性。闽西游击战争为什么会越战越强，为什么能及时纠正政策偏差，就因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有“民主集中”的氛围。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最重要的还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缺失。但最终还是自己纠正了自己错误，保持了执政党稳固的地位，原因也脱离不了“民主集中”这个根本机制。现代继续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还同样是党的生命力不断增强的法宝。 (责任编辑：苏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