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炮轰”不倒的邓子恢

　　一 领导中南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建国前夕，我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挥师南下，以凌厉的攻势向长江沿线推进。1949年5月17日，一举解放了武汉三镇。6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撤销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了华中局和华中军区。同年12月当广西解放后，又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林彪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中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邓子恢任第三书记兼军区第二政委。6月中旬，邓子恢率领新组成的华中局机关从开封移驻汉口。从此，这位长期从事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开始了领导中南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1950年秋，父亲来到邓老身边担任秘书工作。解放初期，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武汉、广州等6省2市。该区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由于国民党败退时的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因此迅速把城市管理好，尽快恢复生产，就成为我党接管城市后的一项中心任务。但是，这对于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邓子恢来说，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完全没有什么先例和经验可供借鉴。

　　为了尽决恢复生产，他按中央的有关方针和政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实施方案，迅速恢复城乡工业、手工业和商业，组织运输，发放贷款，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尤其可贵的是，在当时他就敢于大胆提出，城市工作要"从商业入手","恢复与发展私人工商业".他说："不仅要注意建立与发展公营企业，同样应注意去恢复与发展私人工商业，应用合理办法去推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要有公营经济，而且要有私人经济。没有公营经济不行，没有私人资本也不行。"邓子恢在解放初期，就能提出如此鲜明的主张，确实具有远见卓识。对于发展经济和稳定形势，有着特别意义。
　　当时我们虽然解放了一些大城市，但能否管理好，却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承认、接受和欢迎这个新政权的大事。由于刚刚解放，武汉市的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存在许多问题，粮、棉、煤供应异常紧张，不少工厂停产，商店歇业，人民生活必需品异常缺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邓老就狠抓铁路，使之尽快修复畅通，使解放区的物资大量运入城市，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接着，又抓了供电等方面的工作，使工业恢复了生产，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

　　在中南局工作时期，尽管过去的战争硝烟没有了，但广大农村的土地改革仍在进行，工矿企业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工作十分繁重。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正在养病，第二书记罗荣桓也因病未到任。后来中央电令邓子恢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党政军各方面工作均由邓子恢主持，工作异常繁忙，常常夜以继日地处理各项事务。

　　中南局、中南军区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的重要文件、电报，都由他处理。他桌上的文件、电报，总是堆得满满的。父亲在他身边工作，深深感到邓老对工作极端负责。处理文件非常及时、认真、细致、严密。当时，父亲习惯把各种文件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急需处理的放在上面，有些需要说明的问题或告诉他，或写个条子放在桌上。他忙完当天的工作，处理完文件、电报、信件后，晚上临休息前，必问还有什么重要文件需要拿给他看，明天有什么重要会议，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等，总是询问清楚，才去休息。

　　邓老在中南局工作期间，正是我国建国初期，不少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因此，他深感责任重大，重要问题都及时向中央请示，始终按照中央的有关政策、方针处理问题。在他主持下的中南局，在农村胜利完成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在城市逐步完成了由旧的经济结构到新的经济结构的改组，稳定了物价，恢复了生产，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之后又领导了整个中南区的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开展了"三反"、"五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新生的国家政权。
　　二 到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1952年底，邓子恢接到中央通知，让他到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1953年1月，邓老告别中南局，赴京上任。父亲亦跟邓老到北京，在他身边工作。刚到北京，邓子恢被安排住在中南海颐园，与毛泽东的住处相距很近。毛泽东向他交代了筹建中央农村工作部以及今后的打算。

　　当时，我国农村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摆在中国农民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让个体农民去借贷，让富农发展，造成两极分化，使农民经过土改分得的土地重新失去；另一条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农民必然要选择后面这条道路。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刚刚成立，而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形势发展很快，十分鼓舞人心。

　　但在大好形势下，邓老通过调查研究，也发现有些地区由于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急躁冒进倾向，有的强迫编组；有的追求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有的牲口农具折价过低。因此，造成杀猪砍树、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这种做法，显然违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大大挫伤了一部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为纠正这一倾向，邓老反复强调：互助合作运动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要从生产需要出发，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稳步前进。于是，全国互助组、合作社得到顺利发展，互助组、合作社大大增加了。

　　1955年4月初，邓子恢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匈牙利建国10周年大典，团员有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父亲作为工作人员也随同前往，翻译为刘铮（朱老总女婿），杨显东曾多次考察欧洲国家，邓老在飞机上吩咐他：你此行的任务担子不轻，结合国外的经验，在国内搞点农业调查研究，解决中国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问题，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作了短暂停留，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罗夫及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陪同下瞻仰了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的遗容，并代表中国政府敬献了花圈。4月4日，邓子恢登上观礼台与匈牙利领导人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一道观看了盛大阅兵式和群众大游行，随后，在匈牙利解放10周年庆祝大会上，邓老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5日下午，邓老抽出宝贵时间，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接见了驻匈留学生代表，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归国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邓老在匈期间，日程安排的非常满，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宴请代表团的时候，曾征询邓老对出行的安排，邓老表示想尽量多看看匈方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机制及管理情况。在匈牙利的几天中，除了匈方安排的必要国事活动外，邓老推掉了一些观光游览的计划，风尘仆仆参观了当地十几个农业合作社，并深入农民家庭了解生产及管理情况，还一再嘱咐父亲做好考察记录，以便回国后进行总结。此次出访的结果不言而喻，既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又为制定完善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55年，这时党内对待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上出现了分歧。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听取了某些好大喜功的领导汇报，另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毛泽东改变了原先的主张，即在原有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邓老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为此，毛泽东曾几次约见邓老就此问题进行商谈。其中一次，父亲记得是6月下旬，毛泽东约邓老去他那里谈话，从当天夜里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他回来时严肃，径直走向办公室，并交代父亲除非重大事宜，不要打扰他。下午他又去找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理由。邓老反复说，合作社发展过快了不行，群众思想觉悟跟不上，干部水平跟不上，农业生产减产了怎么办？因他刚从匈牙利访问归来，所以还向毛泽东谈到匈牙利因农业合作化政策过急所带来的教训。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正如事后毛泽东所说：邓老训了我几个小时。

　　通过几番谈话，毛泽东看到邓老依然坚持己见，建议中央召开会议进行解决，提出"邓老思想不通，必须用大炮轰".后来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邓老像"小脚女人"那样东摇西摆的走路，犯了"右倾"错误。接着在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批邓老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一段时间，他的心情很沉重，为此，工作之余，父亲就与邓老下下棋、唠唠嗑，尽量分散他的压力。这个时候，邓老身体也不好，患有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大家劝他注意身体，多休息。即使这样，没有听到他有一句怨言，当时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他，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继续为探索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途径而忘我工作。他对各地送来的汇报材料，更加认真阅读研究，还经常带领下属到各地去实际考察，并把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写成材料如实上报中央。他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以党的事业和人民切身利益为重的高尚品德，真是感人至深。

　　父亲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感到他对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实是满腔热情的。1956年上半年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尽管他对农业合作化来得这么快有些忧虑，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表示欢迎。他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农业合作化是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进行的","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空前胜利，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辉煌创举".但同时又指出：要正视由于运动发展过快，工作过粗问题，"隐瞒和轻视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今后工作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此必须彻底揭露并迅速加以纠正".他在4月主持了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提出：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巩固合作社。巩固合作社的关键，是搞好农业生产，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进行政策补课，挑选好合作社干部。在8月又主持了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代中央草拟了《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并发表了讲话，指出：合作社要发展多种经营；要给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要逐步推广包工包产制；要正确处理贫农和中农的关系；合作社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先进。从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走向巩固。
　　三 生活和工作中的邓子恢

　　邓子恢作风民主，工作细致认真，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在北京，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水、气象等部门。当时的部长有些是党外民主人士，有时到中午还没开完会，也要坚持到开完，把他们送到车上才回家吃饭。有时，晚上他已睡在床上了，突然又起来，询问第二天的工作安排是否得当。他每次让父亲办什么事，总是交代得非常清楚，在办理过程中，还经常问有什么问题，对方如何答复，直至办妥为止。他这种工作作风，促使父亲对工作不敢有丝毫马虎。对于他交代的每件事，总是要尽快办好，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交代。父亲多年来没有休息过假日，时间长了，有些不能适应，曾建议再调一个人来。邓老不同意，他说：一个人就行了，人多了不一定就那么合适，在人员上也是一个浪费。

　　邓老平易近人，对干部非常关心。1951年夏，他知道父亲要结婚了，就交代他的夫人陈兰妈妈，给父亲和母亲各做了一件丝绸衬衣，作为结婚礼物。逢年过节，他都邀请我父母在他家吃饭，亲如家人。1959年父亲离开相随多年的邓老，到河南信阳地区工作。当时，信阳地区由于"共产风"的影响，生产破坏十分严重，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有一次，邓老从南方考察工作回京，路经信阳，还亲自给父亲打电话到他那里谈工作、谈生活，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他当时处境并不好，而且公务十分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还惦记着父亲，使父亲深受感动。

　　邓老生活俭朴，从不搞特殊化。他对子女们要求非常之严，不准坐他的车，更不准以他的名义办什么事。他到外地考察工作，或带工作组下乡，吃完饭后，都嘱父亲按规定缴纳饭钱和粮票，是从不马虎的。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问父亲了解对方领导的电话和秘书的名字，以便联系，身体力行。邓老每次下去，都是轻车简从，从不给基层找麻烦。1953年10月，邓老在福建龙岩进行调查研究，只有两部车，邓老、警卫和父亲坐一部车，当地陪同领导一部车。那时，解放初期地方治安还不稳定，连身为秘书的父亲也佩戴着手枪，肩负着保卫首长的安全。邓老虽然早年留学日本，但他穿着非常朴素。在出访匈牙利前，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何伟在给邓老介绍完匈牙利的有关情况后，对他讲："邓老，我给你提个要求，请你做一件西装裤，千万不要穿中式裤。"他笑着说："可以，听你的，我穿西装裤。"这是他唯一的一条西装裤，除接见外宾时他才穿中山装、皮鞋，平时都是穿对襟上衣，折叠裤腰，脚穿圆口布鞋。外出或参加会议时，从家中将皮鞋带到车上，下车时换上，公务完毕后在车上又换上布鞋。他的儿子邓瑞生在湖南湘潭电机厂是一位普通的工程师，小女儿小燕在二炮部队当兵，驻地在河南栾川县大山深处，当时父亲曾前去看望，条件十分艰苦，小燕在那里一呆就是好几年。

　　邓老用干部是五湖四海，特别善于识人用人。1952年初，他动员陶铸去广东工作，经多次谈话，陶铸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工作深入、扎实，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很快打开了局面。1953年，鉴于原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在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的突出表现，时任中央农工部部长的邓老将杜润生调到自己身边担任农工部秘书长，协助、参与组织了我国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改革开放后，杜润生又亲自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之一。
　　解放初期，中越关系处于兄弟加同志的时期，胡志明主席曾多次访华，不论公开访华，或秘密访华，都在武汉停留，由邓老接待，谈如何搞土地改革、恢复经济等问题。有一次，胡志明主席要求中国派一个土改顾问团，中央批示要邓子恢安排人选。开始是想叫赵紫阳去，后考虑到广东工作复杂，一时不能离开，最后选定了当时任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的乔晓光，顾问团有十多位对土改工作有经验的同志。在越期间，乔晓光帮助越南党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大纲，征求中国党的意见，毛主席批示，请邓子恢过目。长江从四川下来进入湖北以后，有一段称为荆江（公安县境内），河道曲折，水位高出两岸江汉平原，每到雨季泛滥成灾。解放初期，在党中央关怀下，要进行治理。邓老为此日夜操劳，他指示湖北省党政军民修复荆江大堤，进行荆江分洪，保住了肥沃的江汉平原。

　　工程胜利结束时，邓子恢前往视察，并题写了纪念碑文："荆江分洪工程大，百年大计永不垮。"1954年长江大水，武汉危急，兼任全国防汛总指挥的他在北京坐镇日夜指挥，几天几夜不休息，并打电话给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要千方百计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最后，终于保住了武汉。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邓老曾多次到现场视察，并审查了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大桥模型。经过两年多的组织施工，大桥终于通车，毛主席非常高兴，并写诗志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邓老襟怀坦白，对党忠心耿耿，对人民无限热爱。自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13年当中，在农业合作化等农村重大改革问题上，邓老三次受到错误的批判，但他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矢志不悔，他心系农村、情系农民的宗旨始终未改变，在他病重期间，依旧在探索着农村发展中的新变化和新问题。1972年3月，父亲到北京医院探望病重的邓老，他已经是病的瘦骨嶙嶙，身体难以支撑，他依然关切地询问下面的情况，为有许多政策措施未落实而忧心忡忡，看到这些我父亲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也为邓老的执着而感动。谁料想这就是父亲与邓老的最后一次见面。

　　邓子恢离开我们已经38年了，父亲也到了耄耋之年。杨尚昆曾这样评价邓老："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回想起父亲在邓老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就如同昨天，邓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邓子恢同志的博大情怀，高风亮节，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忠诚，正是当前教育广大党员和新生后代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特别珍视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