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卓识 大智大勇——黄道

　　对于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来说，1937年是重大转折之年。这一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相继完成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走出大山进行整编。年底，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完成组建。标志着南方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胜利结束。

　　与其他游击区一样，这一年，以黄道同志为主要领导人的闽赣省委，在远离中央、音讯难通的情况下，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是黄道同志以其优秀的政治素质、可贵的大局意识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对时局发展态势作出准确的判断，适时提出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体现出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

　　一、敏锐的政治意识、高度的政治素养和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

　　闽北三年的游击战争，从1935年1月中共闽北分区委退出闽北红色首府大安开始，到1938年1月集中于江西铅山石塘，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开赴抗日前线止，历时整整三年。在革命遭受极大挫折后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闽北党和红军同敌人十万军队进行了极其艰苦而顽强的斗争,“经过了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了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游击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

　　193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根据《八一宣言》的主张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6年12 月12 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17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是，在南方游击区，蒋介石仍然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1937年1月，国民党集中8个师、1个独立旅及闽赣两省保安团共10万人加紧“清剿”闽北红军。

　　在闽北坚持游击的黄道，对于上述政治形势的变化全然无知。但是，闽北游击区形势突然吃紧，国民党军“清剿”的猛烈程度和残酷性超过以往，使黄道部队蒙受巨大损失，也使黄道敏锐地意识到时局可能发生了变化。他千方百计地收集各方讯息，以了解和把握局势。1937年1月，黄道在一张包盐用的上海《新闻报》上获知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从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找到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从中得知1935 年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黄道通过旧报刊上这些片段的消息，分析出国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有利时机终将到来。经过开会研究，1937年2月7日，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同时要求闽北各游击队要调整战略，注意保存力量，培养干部，做好准备，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是在1937年2月接到吴华友寄来的信件和党中央文件后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作出的(如《黄道传》即持此观点，见该书235—236页)。但此说应不准确。因为尽管早在1936年8月，黄道就派吴华友去上海等地开始寻找组织的艰苦工作，但直到1937年2月，吴才在香港见到得到旧友朱挺，并从朱那里得到《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尽管吴立即将这些文件寄给闽赣省委，但闽赣省委并不可能在二月初即收到这些文件。另外，从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中所提“抗日反帝”口号来看，也与中央当时提出的“抗日救国”、“抗日救亡”的口号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无法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闽赣省委作出的决定是根据间接渠道获知有关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的。

　　在《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中，闽赣省委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这也充分体现了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在时局判断和策略选择上的正确，体现出黄道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政治家高度的政治素养、敏锐的政治意识和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形势下，能够独立作出上述正确决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很多游击区的领导人并不能对时局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在那一时期前后，陈毅亲至湘赣临时省委驻地向其负责人谭余保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险被当成叛徒遭不测;在湘粤赣边区，原湘粤赣游击支队支队长赵书良到湘赣游击区传达中央分局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指示，却因湘赣省委负责人不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误将其认定为叛徒而杀害。

　　事实上，在吴华友北上千里寻找党中央的日子里，黄道及闽赣省委委员十分注意从缴获、收集来的报纸、杂志中，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分析，指导部队的行动。为了进一步弄清形势，黄道还令人通过一家地主，订阅了《福建民报》和《民国日报》，从敌方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有用信息。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政治自觉，始终跟踪分析斗争形势的变化，并从中独立得出关于时局的正确的应对策略，才保证了闽赣游击区在此后的工作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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