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5)

　　当他们反对人类悠久历史形成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时，不过是受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或者反过来说，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民众中的基础。

　　五，与反文化倾向相联系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反教育。

　　中学生与他们多年所受的学校教育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常常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矛盾，是教育机构和学生的矛盾，是人类文化传递过程中普遍的矛盾。这种矛盾与意识形态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即与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又一个思想基础。

　　当红卫兵运动冲破工作组的领导权之后，很多学校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的同时，还对本校的教师、领导进行了一番更惨烈的批斗。

　　六，红卫兵运动无疑存在着十足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反对一切秩序的倾向。这在中国这个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汪洋大海的国度里，尤其不奇怪。红卫兵反对一切约束他们的力量，反对一切管制。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敢于无法无天。

　　七，还有，就是中学生在青春期特有的冲动和逆反。他们有着要当孙悟空的本能。

　　这是青春期被强烈压抑又渴望解放的巨大能量。在红卫兵运动中可以充分看到，文化大革命如何使他们的青春得到解放，他们如何快活。事隔几十年，当今天的某些中学生听他们的父母讲述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青春时，大多十分羡慕。认为那时的学生可以批斗老师，可以不上课，可以不考试，可以大串连，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周游全国，实在太幸福了。

　　这一代年轻人的羡慕不过注释了上一代年轻人造反的最常规的原因。

　　八，政治时代造就政治野心。那样的时代也造就了大批青年的政治野心。

　　即使在中学生的年龄，也不乏介入政治、当左派甚至当政治领袖的野心。文化大革命中众多风云人物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九，红卫兵运动中那些最极端的迫害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迫害狂”这一类心理变态的表现。

　　当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抡起铜头皮带，把一位老知识分子打得头破血流，跪在地上认罪不已时，她非但不手软，而且越打越痛快，越打越发狠，越打越斗志昂扬，这确实还有特别的心理学性质的原因。有不少教师在运动中被毒打致死，在那些手段特别凶狠的学生身上，常常让我们看到“迫害狂”的心理特征。

　　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注释。

　　红卫兵运动也是近代中国青年史上最可悲的一页。

　　如果这一代人至今对此没有足够的自省，那既是一代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一切所谓“青春无悔”的论调在残忍而冷漠的历史面前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在经历了8、9两个月乃至其后不长的高热之后，随着斗争的深入，最原始意义的红卫兵，也就是像清华附中这样一批最早的红卫兵（后来被中学生称为“老兵”）慢慢衰败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政治的锋芒触及了很多红卫兵的父母，触及了他们的家庭。他们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主要地不是斗地、富、反、坏、右，不是“破四旧”，也不是反对学校的“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要反对党内的整个领导集团。这样，作为保爹保妈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和变化，接下来，他们开始成为中央文革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路线的打击对象，其境况同样惨烈。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另一种悲哀。

　　对毛泽东的崇拜，并不能抵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一旦切身利益战胜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悲剧中反而含着喜剧。现实利益的各种世俗表现，似乎比政治的宗教式狂热更合乎人情。原始意义上的红卫兵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蜕变、分裂和转化。这也预示了整个民众跟随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发展逻辑。

　　毛泽东在一片欢呼万岁的红海洋中，没有看到这里同时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以为文化大革命就能给他带来一个理想国，也是浪漫得近乎幼稚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