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对事不对人”。但在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就在指示下达的同一天,毛泽东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印发给到会人员。写信的人名叫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他在信里反映了许多当时经济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严重问题。
毛泽东在《评论》的开头写道: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在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等。毛泽东称写信人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甚至是“有失无得”论者。
《评论》的后半部分,着重谈的是庐山会议形势。毛泽东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大了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了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的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毛泽东最后写道: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的。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毛泽东的“划清界线。不仅对事,也要对人”的指示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对会议起了加温的作用,使批评的调子再度升高。 (责任编辑:曾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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