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收藏有杜展潮赠送给我的父母亲的一幅画《寻亲图》,是1963年8月10日杜展潮作的指画。一片竹林下,六只可爱的雏鸡,它们在觅食,在找爸爸妈妈,寓意我们六姐妹对父母的依依亲情。画的左侧书写:赠送司马文森同志及司马嫂,“咱们爸爸妈妈呢?”,雨夜戏作此寻亲图的指画,落款:展潮。那时我正在北京育才学校读书,第一次看到指画,一幅不用毛笔、仅用手指也可以画得精彩的画!我惊叹画的生动,为寓意在画中的骨肉亲情感动。没有经历过别离之苦的人,很难体味、很难绘画出被万水千山阻隔的骨肉亲情;那同时也是纵然有万水千山,也无法阻断的亲情。
不知父亲和杜展潮何时相识?
杜展潮是华侨,抗日战争开始从南洋回国参加革命的《新华日报》的记者,参加了1946年5月15日在邯郸创办《人民日报》的工作。当时想请毛泽东题写报名,但他在延安,于是想到集字,罗林、杜展潮接受了这个任务,找到毛泽东的几个题词,凑足人民日报四字,画格子放大,描成《人民日报》第一个报头。
杜展潮1960年冬担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筹备山西省摄影学会。此时父亲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文化参赞。父母亲于1962年秋天离开印尼回国,1964年中法建交,父亲即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那时杜展潮曾担任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参赞。也就是说父母亲和杜展潮的来往只有两三年,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杜展潮是家中的常客,我们放学回家常能见到他瘦瘦的身影,他常在晚饭后遛弯到我们家来。妈妈说,杜展潮和爸爸是属于见面熟的一类友人,不过从没有见过他的夫人和孩子,只知道他和老母亲一起生活。经常遛弯到我们家来的还有陆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卢耀武(原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映吾(曾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以及文艺界友人。
父亲和杜展潮相交如故,可能因为他们有不少共同点。比如,父亲虽以小说家著称,但同时也是新闻人,他曾担任《救亡日报》的记者、编辑,香港《文汇报》的总主笔兼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父亲和杜展潮都是有才华,有生活情趣,热爱生活的人;都有在南洋生活的经历,他们同时都是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战线的战友。杜展潮喜欢指画、摄影,颇有造诣。父亲会唱很多歌,曾和陈歌辛合作,创作新歌剧《胜利公债》(1950年在广州上演);和马可合作创作《中国印度尼西亚友谊之歌》(由中国、印尼两国歌唱家演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放);和马思聪合作创作《中国非洲友好歌》。在父亲调到外交部工作前,我们在广州生活,家中有父亲的大鱼缸,下班后他常带我去街角处买金鱼和鱼虫;阳台上则摆满了母亲的花。父亲喜欢和亲友一起逛花市(广州)、厂甸(北京)、班芝兰(印尼),东看看、西转转,兴致勃勃。
不知杜展潮作《寻亲图》指画的灵感,是否源于我们姐妹们联名给陈毅外长写信一事?
当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过着和平安宁生活的时候,父母告别了祖国和亲人,远渡重洋,站上外交工作岗位,面对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努力开拓工作新局面。从1955–1962年,父母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七年间,父亲只回国探亲一次,我们彼此的思念只能通过书信,由外交部的信使传递;父母只能从照片上看到孩子们在长高、长大。父亲常感叹:家书值千金!信使们知道父母十分期盼我们的信,有时为了赶路只能作短暂停留,即便是夜晚,也要敲开父母的房门,父亲就连夜起床给我们写回信。如果信使到达时,没有接到我们的来信,父母就会难过,母亲甚至会失眠,怀疑是否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有孩子生病了?为了国家的利益,父母亲长期在国外工作,我们出于对父母的思念,长时间的骨肉分离,于是姐妹们联名写信给陈毅外长,要求调父母回国工作。消息传到使馆,父亲给我们写了信,信中讲:“我们的家是美好的,大家在一起生活是一种享受。但是既然大家都是战士,或即将成为战士,是战士就难免要上前线,也要养成四海为家的习惯,这也具体体现了我们的国际主义。”父亲虽然批评了我们:“应该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和党的利益之下,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马虎;外交工作不是看上去那么轻松,实际非常艰苦,有时比在前线打仗还艰苦,但是这条战线的作用却很大,做好了工作,对我们的国家、党贡献都很大的。”但同时,我相信,父亲是为我们对父母的亲情感动的,他曾多次向朋友们提及此事。据说,陈毅外长看到我们的信,并没有生气,也没有认为我们的行为荒唐,而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几个孩子提得好,我们应该关心外事人员的家庭生活。也许正是因为这封信,父母才能于1962年秋离任回国,我们才得到十余年间、全家人在一起度过珍贵的一年半时光;而我们因为在寄宿制学校学习,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因此全家人都十分珍惜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天。就在这一年半时间内,父亲又奉命出国三次:参加在印尼举行的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亚非作家执行委员会会议;到阿尔及利亚参加签订两国文化合作协定,到摩洛哥、突尼斯访问;带领中国艺术团到雅加达为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中国运动队助威。每次从海外回来,侨委廖承志主任约见父亲,只要我们在家,父亲就带我们一起去,大人们谈话,我们到小放映室看电影;中调部孔原部长约见父亲时,只要我们在家,父亲带我们一起去西苑机关,大人们谈话,我们在院子里玩耍;父母亲在家时,总能收到许多演出票,只要我们在家,父亲要带我们一起去。哪怕只是短暂的车程,父亲也珍惜和家人一起度过。直到1964年春中国和法国建交,父母亲再度离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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