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无法自辩唯有自杀

李立三与俄裔夫人李莎

　　1914年3月， 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出生在俄罗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贵族庄园里。在她漫长的人生中，她与李立三偶然相识到历尽磨难，从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到一位高贵的中国老太太，她的一生都与这个中国人和中国密不可分，随着李立三的际遇而牵连其中，随着中国的变迁而跌宕起伏。她为爱情而远行、为立三而坚守、为中国而留下，其间她面对流言蜚语、牢狱之灾和劫后重生。

　　如今，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在两个女儿李英男、李雅兰的精心照顾下，她阅读俄文报刊、说着俄语，这位经历过苏联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世纪老人，传奇的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初识李立三

　　我的父亲生于1850年，我是父亲64岁时生的孩子，取祖母的名字叶丽萨维塔。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让俄国的贵族社会走向终结，父亲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情发生在1919年，我当时只有5岁，我当然还不懂得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妈妈把我带过去，我看到父亲坐在一辆简陋的马车上，有人把他带走了，后来晚些时候我才知道他被人押送到“契卡”去受审逮捕了。在去区中心城市图尔基的路上他摘下手上的戒指，把藏在里面的氰化钾取出来一口吞下去，就这样很快地死去。他服毒自杀了，后来父亲的姐姐也是以这种方式服毒自杀的。有些人一辈子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中，当社会发生重大转折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不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生命，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父亲去世后亲人离散，我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变得越来越窘迫。

　　1928年我从七年制学校毕业，相当于读完中国的初中后，进入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半工半读。1931年，我刚满17岁，从学校毕业后又自愿到千里之外的远东地区工作，在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搞版面设计，并担任出版社共青团支部书记。也正是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个名字：李立三。

　　两年以后，我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同时就读夜校，准备报考大学。1933年秋，我去看望远东时期的好友萨尔达。在他家我第一次见面见到一个小伙子，萨尔达的丈夫杨松向我介绍说这是李明，他也在共产国际工作。李明高高的个子、蓬松的密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时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口中含着水似的，我把他当成一个沉默寡言不爱开口的的人，而我当时非常活泼开朗，乐于与人交往，像李明这样内向的人，丝毫也引不起我的兴趣。然后，我们都是在一些朋友聚会的场合交往，有萨尔达和她的丈夫、杨松还有一些其他人。

　　我们大家一起去郊外游玩，就在这样的场合下交流。之后他就开始认真地追求我，向我发动了“进攻”。

　　1934年秋天，我听说李明搬了家，就和女友顺便去看看他，发现满屋狼藉，他正在收拾行李。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去黑海休养。”我将信将疑，因为这时不是去海滨避暑的季节，我们又注意到准备装箱的一双高腰皮靴。这种靴子适合在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到黑海浴场怎么能穿呢?我们和李明道别，祝愿他假期愉快。我们断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内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她们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

　　后来，我才弄清楚李明的真名是李立三。

　　有一次，我和远东朋友聊天，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李立三了。我听到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个犯过“左”倾冒险错误的人。他怎么会到莫斯科来?

　　朋友们哈哈大笑说：“你也认识他的呀!”

　　“我怎么会认识李立三?”我更加感到费解。

　　“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来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而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当时虽然已经三十四五岁，看上去却像20多岁。

　　1935年夏天，我从工农速成班毕业，决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一天，我在家埋头复习功课，电话铃响了，听到一个熟悉的湖南口音，“请找丽萨。”原来是李明。他对去哪里去了含糊其辞，没有告诉我从哪里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去了，建立与中国苏区恢复联络的秘密交通站。

　　此后，立三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是陆续了解了立三的经历。

　　立三一直立志要改造世界，改变中国。他曾写了首诗：投笔效邦侯。他去程潜部当了一个士兵。这样就是逐步走向了革命道路，他后来在程潜和家里的资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以后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派他到湖南来开展工人运动，立三是在长沙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发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他就去应征了，跟毛泽东初次相交。然后，立三在安源领导了安源大罢工。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立三作为工运领袖的名字也不胫而走，他参与了震撼中外的五卅运动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等重大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1928年六大之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但年轻的立三却被胜利冲昏了头，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错误，这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他那独立倔强的性格又激怒了共产国际，1930年10月他应召到莫斯科反省，被解除了中共领导职务，立三只身来到莫斯科，他走出雅罗斯拉夫车站时，没有想到等待他的竟是客居异国的15年漫长岁月。

　　新婚别

　　我身边的朋友也都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边想，因为我性格不是这样的。 我不但是当时、而且在以后都从来没想过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坏处，我听从的是本能的感觉。

　　此时，立三已是结过婚，有五个儿女的人。他甚至明确表示将永远以革命事业为重，而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所有这些都没能使我退却，我决定嫁给立三。

　　但是党内有规定，立三要结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尤其因为我是一个俄罗斯人，所以要去找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王明个头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讲得很好，但是他神态高傲，开口就是官腔，让人听着很不舒服。虽然王明的语气相当地冷淡，但是他还是批准了我们结婚。

　　我们新婚不久的一天，立三从康生那带回两个中国男孩，他们是哥儿俩。哥哥谢廖沙十三四岁，弟弟柯利亚十一岁左右。两个孩子虽有俄罗斯名字，可一句俄语也不会讲，听说是不久前从中国绕道法国，由康生专程从法国接来的。兄弟俩刚刚看过一场马戏，非常兴奋，忍不住要向我们表演一番。哥儿俩在沙发床上打滚、跳跃、倒立，把我们的新房折腾得天翻地覆。吃饭时，小弟弟不小心把一碗热汤洒在身上，急得我赶紧拿植物油给他抹肚子，担心出现烫伤。幸亏没那么严重，一会儿就没事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走后，立三才告诉我：“他们的真名一个叫毛岸英，一个叫毛岸青，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孩子。”从此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一开始，我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并没有留意周围的人在一个个神秘失踪。有一天，我们忽然被走廊里的声音吵醒了，听到了枪杆子铛铛的撞击声，士兵穿着靴子咚咚的脚步声，他们要带走立三。他不慌不忙地换了一身最旧的衣服，将手腕上的瑞士手表摘下来交给我。我替他收拾了一套换洗的内衣、袜子，以及牙刷、毛巾、肥皂等洗漱用品。

　　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我瘫坐在沙发上，觉得天旋地转，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中共代表陈潭秋。

　　立三因“托派”和“日本特务”的罪名被捕后，我也被赶出了柳克斯公寓，学校的团组织得知立三被捕的的事情，反复动员我与丈夫划清界限，脱离关系。我拒绝了，我深信立三的人格和品德，不久外语学院召开团员大会，开除了我的团籍。

　　立三被捕后不知道关押在哪个监狱，半年后，我终于打听到了立三的下落，找到了我日思夜想的亲人。在监狱外我排了很长时间的队。轮到我时，我出示了证件，狱警看了看突然说，“有，有。”我很高兴，我问能送什么东西吗?他说，“你看看规定。按拼音字母排序，每月固定有一天，家属可以送50卢布给狱中亲友，只有这些，别的不允许”。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我仿佛是插上翅膀飞回了家，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他了，找到他了。”

　　这时，我已经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我每个月的奖学金250卢布，为了每月定期送50卢布到监狱转交给立三，我们省吃俭用，变卖旧物。我还拼命学习，因为我的功课只要出现一个“良”，奖学金就会被撤销，立三的生活费就会没有着落。立三后来说，通常看守会到牢房来传唤犯人名字，通知他们家属送钱来了。立三在狱中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突然有一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姓名，赶快反问了一句，回答说确实有人给你送来50卢布。立三这时忍不住哭了起来，幸福的眼泪不住地流淌，他被关在一个大牢房里，几十名犯人都挤在那里但他毫无顾忌，高兴地放声大哭。

　　1939年11月6日，门铃响起，立三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但因他失去了党籍，没有工作，长时间只能依靠共产国际微薄的救济金艰难生活。战争期间我们和苏联人民一起饱受苦难，开垦荒地，生产自救，也和大家一起欢庆粉碎法西斯的胜利。1945年的最后一天，立三得到了另一个意外的喜讯：中共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不久立三获准回国。中央安排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立三在工作之余想方设法促使苏方为我放行，希望早日团聚。

　　初识林彪

　　1946年的9月份，我们讲好了在车站上会面。那一天我们就在车站上会面，就上了火车，也就是我们这四个人，就是我，英娜还有林利、孙维世我们四个人。

　　我们在站台上等待，但老也不见立三的身影，我开始有些生气了，怎么是这样，妻子不远千里赶来，他却不露面，我当时还不明白他当时已经是个大首长了，能留给家人的时间非常非常少。

　　回国后，立三先后担任同国民党谈判停战的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重要职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建设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林利和孙维世后来途经长春和北平去了延安，那里正在准备撤离。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来龙去脉。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所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的目的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

　　在我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式的样子。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叶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内心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的事情。这种情绪是否是冲着我来的呢?这种猜测常常使我非常不安，也可能我多心了，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我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城楼前的这一幕。

　　立三与康生的斗争

　　19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新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我在北京俄语学院从事着心爱的教育事业。家里的子女都在健康的成长，温馨的北极阁小楼里经常是欢声笑语，高朋满座。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类似我和立三这样的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立三自然也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作者注：郭绍唐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5年赴苏学习，后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受冤入狱，流放西伯利亚，18年后才得以平反回莫斯科，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很多人轮流设宴欢迎。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老朋友间正常的回顾往事、重温旧情的聚会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殃及所有与之有接触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1962年10月14日，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就我的问题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周恩来很关心立三的问题，也很了解他的为人和坎坷经历。他亲自找立三谈话，建议如果不愿和我离婚，就一定要让我转入中国籍。

　　我记得我们在颐和园散步，立三和我谈话。他说，李莎你应该认真考虑国籍的问题，做出最终决定，这对我，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立三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没有催促我，而是耐心等待，他总是说好好想想，权衡一下，想好以后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从他那个角度他是很有分寸的，为此我很感激他。

　　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一封未写完的信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但不久掀起的政治浪潮，向我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安宁和谐的家庭气氛荡然无存。

　　我们家对面有很多小楼，解放以后，原来的住户都离开了，一些新住户搬进来了，他们是些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医生们，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文革”正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我们坐在家里就能听见那边传来一些嘈杂声吵闹声，砸家具扔桌椅砸餐具，玻璃，瓷器都被打碎了。气氛很紧张。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立三“做检查”。康生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你们不要以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们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彻底烧一烧。”

　　1967年2月1日，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我和立三一起被揪到“批斗会”上。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苏修特务李莎”。批斗结束后，立三已疲惫不堪，一进家门，便立刻倒在床上，但过了一会儿，待体力有所恢复，他以开玩笑的口气对我说：“李莎，你的级别提高了，现在你和华北局书记们可以平起平坐了。”

　　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有间断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立三在信中说：“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搜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

　　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闯进家来，立三被带走隔离了起来。6月20日我和立三在批斗会上相遇。批斗会持续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又马上把我们押上车，但是不准交谈。等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的时候，我心里就高兴了以为可能把我们两个人带回家去。

　　我和立三分手的时候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汽车走到府右街那里突然停车，叫我下来。我们这个时候只能握了握手，然后立三说了一句 “请多保重”。那边又有另一辆车，我坐上那辆车，就被送回北极阁三条，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和立三的永别。

　　1967年6月22日，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8年的铁窗生涯。两个女儿也同时被关押，后又下放农村。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着手拨乱反正，女儿英男不知疲倦地奔走呼吁，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亲自过问，立三和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1980年的3月20日，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立三举行追悼会，恢复了他的名誉，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我的心里很欣慰，“李立三”这个名字被洗去了污垢。

　　“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说，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