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森忌日 司马小萌朋友表示悼念

　　司马小萌大学的朋友、原黑龙江记协副主席王亚光发来的——

　　我怀着对司马伯父十分崇敬的心情，拜读了你家六姊妹网上的文字和图片。阳子写得很深沉，文字很凝练，表达了晚辈的追思。历史上的那一页虽然已经翻过去了，但我们的心头总有挥之不去的阴影，每每感到压抑、愤懑和不甘。我们的父辈们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然而人们都已彻悟了吗?

　　司马小萌中学的朋友、现居美国的潘以非发来的——

　　“改变世界，军事不如政治，政治不如经济，经济不如文化，文化铸造灵魂。”

　　“革命的文艺是生活的教科书。”

　　悼念革命前辈。

　　司马小萌的中学朋友、原中石化企业改革部主任徐溯经发来——

　　在那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才会产生那么多纯洁高尚的雄杰俊才，乃父有幸跻身其中，可敬，当得永忆!唯叹后来大局之走偏，致乃父之悲，惜哉，悲哉!
 

　　烈士石辟澜之女余小青，看到5月22日“北晚新视觉”网刊发的“司马文森忌日 六女儿 首次公布文物诗照”中的悼文，立刻给悼文作者——司马文森外孙女、墨尔本大学新闻传媒博士阳子写了一封信。信中首次披露，作为司马文森的战友，石辟澜当年曾参加过声势浩大的鲁迅先生葬礼的组织工作，他还撕下自己的衬衣写悼念明志之词献在鲁迅灵前;而司马文森则是给鲁迅先生抬棺的人之一。

　　石辟澜出生于广东省潮州市一个城市贫民之家。抗战前夕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抗战初期在香港、韶关从事抗战工作。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总干事，在粤北风行一时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杂志任负责人，是当时的粤南省委宣传部长。1947年石辟澜从延安出发，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

　　创建新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1993年，《石辟澜》传记出版，由著名文化人黄苗子先生题写书名。
 

阳子：

　　你好，今天一打开邮箱就看到你的文章，第一句竟是：……这使我不单知道了司马文森叔叔被迫害至死的确切日期，而且再次引起我对先生深深的怀念和对行凶者的无比愤恨!

　　司马文森叔叔和我父亲石辟澜早年都参加了《左联》，又都是崇拜鲁迅的文艺青年。石辟澜是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总干事，亲自参加了声势浩大的鲁迅先生葬礼的组织工作，他还撕下自己的衬衣写悼念明志之词献在鲁迅灵前;司马文森叔叔则是给鲁迅先生抬棺的人之一。

　　司马先生和石辟澜、黄新波是抗战时期同一党小组的地下党员，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在艰难困苦中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结下生死之交。据司马先生文章中回忆，他们是1941年见过最后一面。我父亲1947年11月在大别山牺牲了很多年后，在先生的文章中依然多处回忆和提及他，可见他俩的革命情谊之深。我想，如果他们能活到现在也一定仍然是很好很好的挚友。

　　司马先生在文化战线是非常勤奋，高产又高质量的，说他著作等身都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就。因为他不是个一般的作家。作为党的战士，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巨作都及时的紧紧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劳苦大众、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联系;此外他还要在艰险的环境中做很多文化人的组织联络、统战等等工作。他的伟大贡献早已远远超出文化的范围。

　　在外交战线，他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为开辟外交事业披荆斩棘、开山铺路的得力战将，无论在法国、在印尼他都是功勋卓著!业绩足以彪炳史册!

　　总之，无论在哪里，他都是发自肺腑的以最大的热情，最努力地工作，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党的每一项任务。

　　无论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追捕，还是港英当局的抄家通缉，还是文革中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造反派对他的非人迫害，都不能动摇他的坚定信仰和坚强党性!他是最忠诚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今天我想到：他也许在天上和我的父亲等一干好友们在一起俯瞰着我们，俯瞰着他们从青年时代就为之奋斗的祖国。一定会为她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也一定会为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感到忧虑，他们会怎样做呢?

　　那些在文革中将司马叔叔和其他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迫害致死的人办到了敌人办不到的事，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吗?!他们难道不应该站出来向无辜的被害者道歉，除去强加给被害者的诬蔑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还他们清白吗!?

　　文革这场浩劫，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造成严重的巨大的历史性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今天在悼念司马先生的同时我们也深切地希望文革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我和你，和司马叔叔的亲人们一起永远怀念他!

余小青2012.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