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求学 唤醒革命意识

　　孙中山先生与香港关系密切，他不仅在此完成了部分中学学业和整个大学学业，而且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积累了广博的学识，并且开始萌生了争取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思想和愿望，还在香港策划过广州黄花岗起义等革命活动，可以说正是在香港的这段求学经历，唤醒了他的革命意识。

 

　　1833年，17岁的孙中山来到了位于香港上环东边街的拔萃书室求学。百年过去了，这里仍然是一所学校--创校10年的般咸道官立小学，现在的校方亦以辛亥激励学子，大门上的红底对联写着“十年树木般咸璀璨 百载辛亥天下为公”.

 

　　翌年，孙中山转学到位于歌赋街44号的中央书院。中央书院成立于1862年，是一所由港英当局创办的高级中学。教师全都是来自英国本土的剑桥、阿巴丁、牛津等着名大学的毕业生，年轻饱学、思想新进；学生除在港华人子女外，有来自英国、美国、葡萄牙、菲律宾等许多国家的青年，也有少量从中国大陆来就读的学生；课程设置已与英国本土的学校相差无几，有英文、文学、世界史、英国史、地理、几何、算术、代数、卫生、机械制图、簿记及常识等。原有的中文课程已被取消，是当时堪称全港第一流的高级中学。

 

　　孙中山进入这所学科设置完备、师资力量充实、教学方法新颖的学校读书，接触到许多国家的优秀青年，不仅对他西学知识的增长大有裨益，而且对他的世界意识的拓展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这里，孙中山如饥似渴学习着各种知识，拓展自己的视野。据孙中山回忆：“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尢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国病狂相视也。吾与陆、尢、杨三人常住香港，朝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 四大寇 .”香港是自由的，自由的香港又使他们充满快乐。革命的思想在他们青春的胸中燃烧起火焰。

 

　　该书院后来搬迁到鸭巴甸道，并改名为皇仁学院，后又迁至铜锣湾。虽更名易址，皇仁书院仍以杰出校友孙中山为荣，在校园内立了一座少年孙中山像。

 

　　1886年夏季，他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然后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校攻读医学专科。在南华医校，孙中山只读了一年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开始了为期五年的高等医学教育的正规学习。

 

　　血气方刚的孙中山进入大学校门，更使他充满自信。他在课堂上注意听讲，做到当堂课当场消化，课后作业几乎没有负担。因此，专业学习对他来说，几乎是一门游戏，游刃有余。他腾出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精力，投入社会活动，多方开展外交，为将来走上社会，实现自己的追求做好一切准备。

 

　　1891年3月，正当孙中山读到大学四年级时，香港“教友少年会”创设。这是当地青年基督徒成立的一个讲求伦理道德修养的自发性组织，宗旨在于“联络教中子弟，使毋荒其道心，免渐堕于流俗”.会内设有“培道书室”,作为会友“公暇茶余谈道论文之地，复延集西友于晚间在此讲授专门之学”的场所。孙中山的信仰虽在发生变化，但对基督教并未彻底放弃。他不仅出席了成立大会，而且写了《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发表于同年6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从宗教伦理道德观出发，抨击了人心不一，世情奸恶，教中某些人趋势利、慕声名，竟致讳道媚人、猥投时尚的恶行，指出青年教徒“慎交游”、“培道德”、“消邪伪”对恪守圣道的重要性。很显然，他仍然推崇基督教，只不过，他更多地是从宗教伦理的感化力量方面而不是从宗教神话方面表现出他的宗教感情而已。

 

　　1892年7月，当孙中山以优异成绩获得西医书院授予的医科硕士学位并领得在香港开业行医的资格证书、告别母校时，他已经是一个准备投身于现实政治斗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医国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