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古田会议召开近70年了。当时处于中央领导岗位的周恩来,始终高度关注红四军的成长和发展,及时给予理论和策略上的指导。他坚决支持正确主张,协调红四军领导人的内部关系,指示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并大力推广古田会议决议,指导全国各地的红军建设。尽管他的功绩后来未被充分重视,尽管他的工作存在某些不足,但金不失亮,瑕不掩瑜。围绕古田会议前后,周恩来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尊重实践、照顾大局、维护团结和居功不显的高尚品格,将永记史册,彪炳千秋。
一、尊重实践——纠正“二月来信”的不妥之处
1928年8月以后,新生的工农红军正处于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急需党中央及时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帮助。刚刚结束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制定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最大限度地发展红军,积极开展农民游击战争的正确纲领。为了贯彻落实六大纲领,周恩来要求中央秘书处,接到苏区送来的文件要首先办。这些文件他总是第一个看,大多也是先由他提出意见在中央讨论。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周恩来对红四军的成长和发展一直予以极大关注。他曾说:“红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力,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1929年初,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进军赣南,被强敌围追堵截,转战于粤、赣边界。周恩来多次派人给他们送信,音讯皆无,十分焦急。2月7日,为了尽力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周恩来在信中请朱德、毛泽东“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革命。”将近两个月后(4月3日),红四军才收到这封信,其时红四军已取得大柏地、攻占长汀等战斗的胜利,部分国民党军队抽调参加蒋桂战争,减轻了对红四军的压力,红四军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并与赣南红军、闽西游击队取得联络,开始站住脚跟。信中流露出的忧虑情绪,与红军刚刚欢庆胜利的场面显得很不协调。4月5日,毛泽东给中央复信说,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他列举4条理由,说明红军不宜分散,朱毛不能离开部队,同时提出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由此,“二月来信”引发出红四军前委与中央的矛盾。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对待的呢?
平心而论,周恩来写“二月来信”,有诸多客观原因。一是国际有令。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缩小目标。二是情况不明。中央和红四军联系不畅,具体情况不了解,又远离战争实践,处于秘密工作状态下,无论是谁都很难作出准确判断。三是蒋介石初步统一了全国政权,新老军阀之间的冲突尚未爆发,各地军阀正加紧进攻红军,以巩固地盘。然而,“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3月蒋桂战争爆发,给了红军以发展机会,2月的判断自然就符合发生重大转变的新形势了。
(责任编辑:邹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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