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摄像头定律”

　　小说里有“华山论剑”，现实中有“华山抡刀”。内蒙古一对度蜜月的夫妻游客，在华山因要求退票，被捅十余刀。丈夫小董亲眼看见有四五个着保安服、戴保安帽的人夹杂在行凶者中。当地警方迅速宣布“华山游客被伤案成功告破”，称两名嫌犯均是倒票农民。小董表示，办案民警和嫌犯所述情况与事实不符，疑似顶包。（10月7日《北京晨报》）

　　其实，捅人事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并不难水落石出。事发地游客众多，很多人都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只要广泛取证，足以查清事情经过。部分目击者证实了受伤游客的说法，来自湖北的汪先生说：“我当时就在打人现场10米左右的地方，我作证，一个是没有发生吵架，一个是不止两个人打，至少起码有十来个人。”游客之间素不相识，我认为其证言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2011年8月8日新华网等媒体以《119个可旋转摄像头确保华山景区旅行安全》为题的报道称：“陕西省旅游工作现场会议近日在华山景区召开，会议强调要对旅游景区开展数字化建设和改造。为此，华山景区将投资1900万元构建数字化系统，其中包括购置119个可360度旋转的摄像头，安装在景区各交通要道上。届时，景区内的游客情况将在游客中心的监控屏幕上一览无余，一旦发生游客拥挤等紧急情况，指挥部即可根据监控摄像进行有针对性的救援。”既然华山有这么多的摄像头，只要把当时的监控录像公布出来，岂非一切都大白于天下？吊诡的是，对于监控摄像头也有多种说法——景区方面说，现场没有摄像头；而警方却说，之所以确定嫌疑人，除了调查走访外还调取了监控录像。事实再次证明，“相关部门”在发布“权威信息”之前，一定要及时沟通、统一口径，否则很容易穿帮。看看，尴尬了吧。

　　根据近年来众多与摄像头有关的新闻，我总结出了几条有中国特色的“摄像头定律”：一，摄像头是玩“政绩工程”的重要道具，很多地方都将安装摄像头作为一项重大工作举措大肆宣扬；二，公共场所的摄像头花费不菲，有的甚至还是“天价”。因此，我强烈怀疑某些地方的摄像头工程其本质不过是某些经办人的“致富工程”；其三，中国的摄像头“识大体、顾大局”，对官方有利的时候，它们尽职尽责、一览无余，而对官方不利的证据，它们基本上“选择性失明”，甚至还常常在“适当的时机”坏掉，来个“一推六二五”。例如，云南“躲猫猫”事件中，相关部门以监房摄像头已坏为由拒绝提供录像；武汉男子李文彦“做噩梦”猝死，看守所称因电脑硬盘出现故障，因此事发当天的录像无法调看……中国的摄像头莫非有“灵性”不成？它们替不替老百姓说话？

　　不知道华山的摄像头是否也很“中国”，遵循了中国的“摄像头定律”呢？这个“陕西省旅游工作现场会议”安排的119个可旋转摄像头，后来到底安装没有？是及时进行了安装，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噱头说说而已？如果安装了，到底都安到了哪些地方，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甚至，我还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下下：这个所谓的“数字化系统”投资额高达1900万，是否进行了公开透明的招标，是否进行了质量验收，其中是否存在吃回扣、工程转包等猫腻？……摄像头虽然小，但透过摄像头能够看到的东西却不少。如果“华山抡刀”能够引出个摄像头问题，最终将摄像头变成了周久耕手里的香烟、杨达才腕上的手表，那也算是搂草打兔子——意外收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