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遇难，陈毅痛写悼文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东南局下发了由曾山起草的《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 。通知指出："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正需要无数的忠实于党、忠实于民族事业的优秀干部去完成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时候，我们党的领导者之一黄道同志死去了，他的死，不但是党的损失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损失。但我们不落泪，仅向死者致以无限的哀悼，并号召东南党的同志，在前线在后方更加忠勇地奋斗而完成黄道同志未竟之功。"陈毅得知他的战友黄道"病故"，总觉得有疑点，但苦于未掌握被害实据，悲痛难禁之余，一气写成了《纪念黄道同志》的悼文。此文激情满怀，不仅简略地缅怀了黄道战斗的一生及其革命功绩，而且还给予烈士高度评价，称他是"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

　　陈毅缘何与黄道结下如此深厚的战斗情意?国民党顽固派又为何那么惧怕和嫉恨黄道，竟在"国共合作"的大旗背后耍阴谋下毒手？６０多年过去了，如今再翻开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旧账"，仍令人深思，感慨唏嘘一黄道，江西横峰县人，１９００年４月出生于农民家庭。他１９１９年离开家乡进省城南昌读书，发起组织进步团体"江西改造社"，并积极开展各种反帝反封建活动，立志将黑暗的"旧江西"改造成为光明的"新江西"。１９２３年，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仍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积极投入青年学生运动。同年，胸怀大志的陈毅也远离家乡，经武汉转道至北平，进入设于碧云寺的中法大学。入学不久，经中共北方区委考察，陈毅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中法大学的党支部书记。黄道在学生运动中结识了陈毅，很快由李大钊、陈毅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４年转为中共党员，随后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陈毅悼文说："那时他是北京师大的学生，担任师大出席学联的代表，取得了北京学联的领导地位，我于是年初与黄道同志订交，先后不久加入本党，共同努力北平的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及国民革命运动。

　　１９２６年，陈毅与黄道共同参与组织了青年学生向段祺瑞政府请愿示威的爱国活动，引发了著名的"三o一八"惨案。在这场与反动势力的血腥斗争中，他俩又增进了相互了解，加深了革命情谊。陈毅评价此时的黄道为"北方国民革命的领导主持的一员"，"埋头做事不说话的江西老表"。

　　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黄道回到家乡与方志敏、邵式平等革命战友一道，开展了组建中共江西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以及领导赣东北农民举行弋（阳）横（峰）暴动，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１９３４年１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同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撤离南方苏区。黄道奉命留在闽北，坚持在武夷山一带领导群众进行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此时的陈毅，同样也根据中央指示，与项英等在赣南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撤消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其中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三、黄道为委员，项英和陈毅分别为主席、副主席。共同的使命又使陈毅和黄道并肩站到了一起。

　　１９３８年１月，黄道奉命调南昌，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成立，他任东南分局委员，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并一度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毅在其悼文中，对黄道人生最后一段时间的革命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抗战进行中，黄道同志为中共在江西的负责代表，同时主持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任务，协助政府抗战动员，参加保卫大江西的工作，调停抗战内部的党派关系，黄道同志处理得顺利，为党内以及党外人士所满意推许。""黄道同志不仅在内战中表现他那种坚贞不拔胆大心细的组织家的天才，尤其在抗战的统一战线环境中他依旧保持着那种善与人同的政治家风度，练达、老成、坦白、虚心，便是他为人的特点。

　　二作为并肩战斗的同志，陈毅对黄道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正因此，黄道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他们处心积虑要对黄道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机构发难。

　　１９３８年夏，日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以九江为基地，指挥其部沿南浔铁路向南昌推进。黄道以大局为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派出了一批地下党员任国民党军队基层指导员，他们在南昌会战中作战英勇，在阵地上坚守七昼夜，为国民党军薛岳部歼敌逾万创造了条件，为保卫大江西建立了卓著功勋。尽管如此，黄道及其领导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仍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所不容。

　　１９３９年３月１７日，日军再次发起进攻南昌的战役。冈村宁茨动用１０余万兵力，并有海军、空军配合，来势凶猛，情况紧急。当国民党方面得知日军主力于２３日要直扑南昌的情报，立即布置其所有机构撤离，而故意不通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不仅如此，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官罗卓英还指示宪兵第８团征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车辆。十分明显，国民党顽固派欲陷黄道和新四军办事处于绝境，在这关键时刻，在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组训处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黄贤度得知日军次日进城的消息，深夜急忙用"隐语"电话告诉黄道。翌日，黄道与曾山（时任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一起组织驻赣办事处和东南分局人员，分乘５部汽车匆匆出城往向塘疾驰。此时，南昌城果然遭敌机狂轰滥炸。一场惨剧得以幸免。

　　３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转道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到浙江金华，深入东南抗日前哨进行视察。３月２５日，脱险后的黄道和曾山经上饶正好赶到金华。他们原打算再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恰逢周恩来正在金华一带视察，于是便决定滞留数日，面见周恩来并协助周恩来安排接见闽、浙、赣三省省委的主要领导人。

　　当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周恩来与我党同志接触，他们以保卫周副部长安全为名，派了一个连的队伍和数名特务进行监视。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曾电训："热烈欢迎，保证安全，严密监视，即时汇报。"周恩来下榻的中国旅行社被封锁了。黄道得知此情，立即采取对策。他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少将军衔的公开身份，开来两辆汽车，以来金华接周副部长去江西为由，另布置了一个警卫排，警戒中国旅行社，成功地实现了以封锁反封锁。

　　４月１日，周恩来返回金华，黄道当日就到金华中国旅行社见到了周恩来，二人畅谈了两个多小时。以后数日，黄道协助周恩来安排了闽、浙、赣各地中共领导前去面谈的有关事宜。从而使周恩来排除了特务的破坏和干扰，顺利地听取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范式人等的汇报。４月５日晚，在永康至金华公路旁的一处松树林内，黄道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了东南局及闽浙赣三省党的领导人会议。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４月６日，黄道陪同周恩来离开金华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所在地上饶，了解抗战形势及各方面的工作情况，并与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交涉，要求释放中共被捕的同志；还陪同周恩来到监狱探望被关押的同志。此后，又陪周恩来到达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所在地吉安。周恩来在吉安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即打算取道樟树赴桂林。黄道一直将周恩来送至樟树才返回。

　　黄道在陪同周恩来的２０余天中，倾心尽力配合中央领导，出色地做了许多工作，推动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扩大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与此同时，黄道在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声誉和影响也有所扩大，这就进一步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关注和嫉恨。

　　黄道仍按原先计划，从樟树返回，经赣东北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４月２０日，他途经铅山县河口镇时，因身体患病，不得已滞留于河口镇大同旅社求医。河口距上饶不足３０公里，黄道住大同旅社医病的情况，很快被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特务头目张超所掌握，他觉得这正是一个难觅的好机会，于是一个罪恶的计划很快在他头脑中形成了。

　　在张超的指使下，隐蔽在铅山县的特务黄玉成和吕鹤年，对黄道的治病进行了暗中查访并跟踪监视。一天，那个已被特务分子收买的医生在给黄道打针时，向黄道体内注射了一剂毒液。５月２３日，染病在河口整整一个月的黄道不幸"病逝"。

　　三事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十分担心黄道之死会引起中共方面和广大群众的警觉。他们一方面竭力封锁黄道的死讯，另一方面指使特务干预丧事，以便尽快处理遗体。当时，黄道身边同志及黄道亲属子女面对略有异样的遗体，感到黄道死因可疑，但苦于未掌握任何证据，只能将疑惑和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

　　时任中共皖南特委青年部长的黄道长子黄知真，接到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的急信，星夜从青阳赶到东南局驻地丁家山。曾山让人为他备了马匹，要他立即动身去河口协助组织安排好黄道遗体的收殓及悼念活动。

　　６月３日，黄道同志的追悼会在河口镇隆重举行。与河口毗连的邻县横峰、弋阳分别是黄道、方志敏等人的家乡，有很好的革命基础。因此，除当地群众外，不少近邻的革命群众闻讯，不顾国民党的禁令也纷纷赶来参加，以至参加追悼会的群众达数千人，影响很大。曾镜冰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主持了追悼会，陈丕显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在会上致悼词。鉴于当时的抗日形势和群众悲痛激昂的情绪，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和特务头目张超假惺惺地送来了花圈和挽联；国民党铅山县县长也亲自参加了棺殓。

　　根据决定，黄道的灵柩被运往生前战斗过的地方--闽北老区崇安县长涧源进行安葬。６月６日，黄道灵柩抵达长涧源。当地群众怀着沉痛和崇敬的心情，特选中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于６月中旬将黄道的灵柩进行了隆重的安葬。

　　根据项英、曾山的指示，陈丕显和黄知真将黄道的小儿子黄知深带回到新四军军部，安排在教导队青年队；将已有身孕的黄道夫人陈清凤也接到皖南，分配在东南局妇女工作部。黄知真回到新四军军部，即把父亲遇难前后情况向陈毅一一作了汇报，陈毅悲愤交加，一气呵成地写下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

　　不久，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又举行了隆重悼念黄道以及涂正坤等（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烈士大会。叶挺、项英等在会上讲了话。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终于撕破了伪装的面孔。疯狂进剿闽北游击队的国军，竟丧心病狂地挖开了黄道的坟墓，将英烈的尸骨抛甩荒野。不屈的老区人民不惧反动派的压力，仍将黄道的忠骸一一收集，重新妥善安葬。１９４３年，在《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即将出版之际，陈毅为黄道墓被反动派挖毁一事所触动，特为《纪念黄道同志》一文添加了附记："不料人死不能生，而反动派的报复花样却日新月异，出奇之至。据闽北党报告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军队进入闽北山区搜山时，竟将黄道同志的墓挖开，断其头首以去。反动派对内的报复精神可谓登峰造极，我必须在此补上一句，请国人公判：这究竟是反动派的胜利还是共产党员黄道同志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在１９５０年春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群众检举揭发了黄玉成、吕鹤年直接参与毒害黄道的特务罪行，两名凶手先后被逮捕归案。经横峰县人民法院审理，两名案犯于同年１１月均被处决。被特务收买利用而犯下罪行的医生已于解放前病死。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了由谢觉哉同志率领的中央革命老根据地南方访问团，走访慰问南方各地老区人民。当访问团来到闽北长涧源，当地群众情绪激昂，纷纷向访问团干部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并满怀深情地将他们冒死保存的黄道遗骸交送给访问团。访问团将烈士的遗骸带回到烈士家乡赣东北。１９５３年，人民政府在上饶市信江南畔的山坡上修建了黄道同志的墓。近旁，矗立着巍峨的上饶革命烈士纪念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