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述评

    在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中，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研究相对薄弱。1988年以前这方面研究基本空白；近20年来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一批档案相继公布或解密，若干当事人回忆录、外交史著作陆续问世，论文选题的深度与广度有所提高，突出反映了刘少奇在党际外交和贯彻执行新中国外交方针方面所作的贡献。

    一、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基本脉络

    从1949年6月至1966年8月，刘少奇的外交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主管党的对外工作。与之相关的重大外交活动有：1949年、1952年、1956年、1960年四次出访苏联（1960年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日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1月10日至12月1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第二阶段是12月2日至9日以国家主席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这里指第一阶段的访问。）；会见各国政党领导人和宾客280多人次，由此形成的谈话记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仅中联部保存的就有3000多件。这些文献探讨并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和“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创新了许多思想观点，有力指导了工作，并为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对外工作调整提供了重要依据。二是参与国务外事活动。与之相关的重大外交活动有：1960年访问苏联（这里指1960年刘少奇在苏联第二阶段的访问。）；1963年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朝鲜五国；1966年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缅甸四国。笔者对1949年6月至1966年10月的《人民日报》进行粗略统计，期间公开报道的刘少奇外事活动大约有近千次、发表他在公开外交场合所作的讲话新闻稿近800篇，这些报道和讲话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国务外事活动为主，党际外事活动为辅；二是以报道活动过程为主，公布相关文献为辅。报道内容涵盖刘少奇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出席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等多种职务时期所参与的重大外事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献，反映了刘少奇在党和国家对外交往中的历史作用，也勾画出新中国外交的若干侧面。

    二、已公布一批有关刘少奇外交活动

    与思想的档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成果公布档案。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81年12月至2008年11月间编辑出版了24册刘少奇研究资料，可分为5类：著作集，包括选集、专题文集；文稿；年谱；传记；画册、画传。这五类书籍所收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文献数量是不平衡的。在《刘少奇选集》中没有关于刘少奇外交工作方面的专题篇章，仅在“八大报告”关于“国际关系”一节中，有一段“关于我国所处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的论述；在“刘少奇专题文集”系列里，也没有关于刘少奇外交方面的文集；《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限于编辑体例的要求，只是提纲挈领地记录其外交活动，择要摘录相关文献，没有系统发表文献全文；画册《刘少奇》和《刘少奇画传》则以图片形式部分地反映刘少奇外交活动，其作用重在普及和宣传；相比而言，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7）（以下简称《文稿》），所公布的刘少奇外交工作文献比较丰富，大约有700多件，正文部分约400多件，注释部分约300多件，占文稿所收文献总数的20%。这些文献以原始档案为刊印依据，内容以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头7年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和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为主，以反映中美、中英、中法、中日、中国与联合国、中印、中荷、中国与以色列、中国与印尼、中缅等关系为辅，还涉及新中国参与其他国际事务的内容。有学者评价道：“《文稿》不仅系统地整理了刘少奇的遗墨，还作了非常细致的注释。不仅对研究刘少奇本人的思想生平有很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党史国史的许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价值。从外交史研究的角度看，这套书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具有补白的作用，不仅使学者们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政策，也可以了解很多细节。”从《文稿》中可以看出“1949年7月至1955年12月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的主要贡献”。（章百家：《刘少奇与新中国外交事业》，《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文稿》中关于中苏关系和中越关系的文献较多，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献约有130件，关于中越关系的文献约有100件，加上注释共有400多件。引起学者较大关注的是关于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的文献，是继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解密部分中苏关系档案后，中国官方首次公布的一批关于中苏关系的档案，包括刘少奇与斯大林、刘少奇与苏共中央、刘少奇与苏联政府部门负责人会谈记录，以及刘少奇访苏期间与中共中央的来往电报等。这批文献既涉及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上的战略规划，也反映了中国聘请苏联专家和请求经济技术援助等历史细节，为研究中苏关系和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提供了新史料。

    《文稿》关于中越关系的文献也是中国官方初次公布的档案，其中以反映新中国援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的历史文献为主，详尽反映了新中国倾力援助越南抗法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是研究中越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此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也有少量涉及刘少奇与中苏关系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从2004年1月起，开始开放超过保密期限的外交档案。在已经解密的外交档案中，有许多是与刘少奇有关的，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包括国外学者）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并推出了一批有一定研究深度的成果。

    俄罗斯国家级档案馆解密档案。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前苏联退休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从《俄罗斯总统档案》（特藏卷）中挖掘出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文件，并据此撰写《米高扬的秘密使华（1949年1-2月）》一文，发表在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3期上，详细介绍了米高扬使华背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与米高扬谈话要点，同时公布了1948年4-11月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访苏问题的往来电报等档案。中国学者李玉贞将其译成中文，以《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为题，分上、中、下三篇发表在《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上。1996年，A.M.列多夫斯基又以《中共代表团1949年6-8月对莫斯科的访问》为题，在《远东问题》第4、5期上公布了来自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的关于刘少奇访苏的6件档案，分别为：6月27日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7月4日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7月6日刘少奇关于访苏安排致斯大林的信；7月25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7月30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与刘少奇关于外交问题的会谈纪要；8月2日刘少奇关于带苏联专家回国问题给斯大林的信。这6件档案后被中国学者丁明等人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1998年第2期，《中共党史资料》1998年第2期上。这批档案为研究中苏关系和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三、出版了一批有关刘少奇外交活动

    与思想的研究著述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出版相关回忆录、访谈录近20本，其中以回忆刘少奇与中苏关系的为主，回忆刘少奇与中越关系的次之；涉及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外交史、专题史10多本、电视文献纪录片3部；各种宣传普及性和研究性文章近90篇。

    涉及刘少奇与中苏关系的回忆录、专题史、外交史。最早披露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问苏联的是中国外交部原部长吴学谦。1988年，他在谈论中苏关系时，曾提到此事，但没有叙述细节；1994年，曾长期担任外交翻译工作的李越然出版了《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一书（外语与教学出版社1994年版；2001年以《李越然回忆录--中苏外交亲历记》为名，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修订本。），详细回忆了刘少奇从苏联带领一大批专家回国，中方热情接待的情况，同时还披露了刘少奇1960年率团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部分细节。

    披露刘少奇访苏情况内容最丰富的，当属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1995年版。）和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比较系统地忆述了刘少奇1949年和1952年两次访苏的全程情况，披露了刘少奇与斯大林、苏共中央的会谈内容，这些内容在当时是广大学者闻所未闻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全景描述了1956年刘少奇秘密赴苏联参与处理“波匈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情况。此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概要介绍了刘少奇1949年访苏时与斯大林会谈的要点，以及刘少奇此行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上述三部著作的作者身份特殊，他们所披露的史料成为研究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重要依据，相关内容被广泛引用。当然，作为回忆录也难免有个别值得商榷或失之准确之处，比如，1991年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将1952年斯大林与刘少奇谈话时建议新中国“及时制定宪法”问题，误记为1949年斯大林会见刘少奇时所说。诸如此类不准确的问题还有一些，但多数后来得到了纠正或澄清，也有一些有待今后继续研究、探讨。此外，还有多篇回忆文章涉及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问题。（如〔俄〕C.Л.齐赫文斯基著、董友忱编译《毛周刘朱印象记》，温济《我所知道的刘少奇访苏内幕》，时念堂回忆、康庭梓整理《刘少奇最后一次出国专机历险记》，齐锡玉《刘少奇与外国工会领袖的几次会晤》，蒋本良《我给刘少奇当翻译》，阎明复《1952年随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中共代表团与1960年莫斯科会议》、《1960年莫斯科会议补记》等。）

    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唯一一部与刘少奇外交活动关系密切的中苏关系专题史是沈志华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新华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该书按编年体例，从“刘少奇带领大批高级专家回国”写起，引用大量解密档案、史料，详细记录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从“靠拢”、“结盟”、“蜜月”到“分裂”各个时期苏联专家在新中国的工作情况以及刘少奇所作的贡献，是涉及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
    对刘少奇与中苏关系有研究的著作还有：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迪特·海茵茨希著，张文武、李丹琳等译《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等。

    涉及刘少奇与中越关系的回忆录、专题史。最早披露刘少奇在中国援越抗法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回忆录是《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的13位作者都是当年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书中生动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决策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历史过程，以及顾问团援越抗法的工作历程，是研究刘少奇与中越关系的重要史料。

    钱江的《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与《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两本书选题同一，但构思迥异，前者以越南战场上的重大战役为脉络，后者以顾问团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为线索，在内容上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两本书和《文稿》所收反映中越关系的相关文献，以及《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等书，共同奠定了研究刘少奇与中越关系的资料基础。

    杨奎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外交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也谈及刘少奇在中国援越抗法斗争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除以上专题之外，还有《话说刘少奇--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和《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书从国内外政要和刘少奇亲属的视角，反映了刘少奇出访活动的许多细节。张文和编著的《走出国门的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本关于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专题著作。该书史论结合，将刘少奇在1920-1966年间8次走出国门过程中的所思、所言、所行融为一体呈现给读者，有较强的思想整体感和历史厚重感。

    此外，一些反映刘少奇外交活动的纪实文章也时常见诸于报刊，约有70篇左右。这些文章对于普及宣传刘少奇思想生平发挥了一定作用，缺点是选题重复较多，有些内容欠准确。
    四、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观点

    （一）关于刘少奇多次出访的历史评价。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基本援引《刘少奇传》的观点。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刘少奇传》认为它“是建立新中国一项重要准备工作”，“直接沟通了中共中央同联共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对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以及苏联对中国的态度有着重要影响，也为年底毛泽东的正式访苏做了准备”。（《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90、600页。）关于1952年刘少奇访苏，《刘少奇传》认为，刘少奇此行除了代表中共中央祝贺斯大林70寿辰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受毛泽东委托，就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件事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征求意见”。刘少奇“谈的不是个人意见，但也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实际上表达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初步设想”。斯大林对中共中央设想的赞同，“使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坚定了”。（《刘少奇传》，第663、664、665页。）关于1956年刘少奇访苏，《刘少奇传》将其放在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查和思考”一节中来叙述，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公开评价这次秘密出访行动。《刘少奇传》指出：刘少奇此行“是应苏共中央的紧急邀请，为商讨应付波兰国内出现的紧张局势而前去的”。“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刘少奇结合“波匈事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例如，“要批判特权主义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定出一种人民监督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例如退休制度，我们也可以参考。”刘少奇的这些思考，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产生了强烈共鸣，也为刘少奇1957年初率领调查组南下五省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一系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张，以至后来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刘少奇传》，第736-756页。）《刘少奇传》认为刘少奇1960年访苏的直接背景是此前以邓小平和彭真任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中央的两党会谈“进展得并不顺利，还发生激烈争论”。刘少奇到莫斯科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做了不懈的努力”，“使1958年以来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参见《刘少奇传》，第845-852页。）《刘少奇传》提出，1959年以后，“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为沟通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做出了巨大努力”。（《刘少奇传》，第845页。）

    也有论者认为，“文革”中强加给刘少奇的“推行‘三和一少’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罪名，祸起1960年访苏。参见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还有论者提出，1963年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和朝鲜，以及1966年访问亚洲三国的背景是毛泽东提出“争取‘中间地带’外交战略”。“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章百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五十年》，《百年潮》1999年第10期。）刘少奇对亚洲国家的多次访问，无疑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刘少奇是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在多种外交场合不失时机地阐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强调维护和平与反对战争的一致性；刘少奇还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各国关系和兄弟党党际关系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他长期主管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处理这两种关系时要坚持独立和平等原则；刘少奇也是国际反帝反殖斗争的坚决支持者和战斗者，向殖民地人民传授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用实际行动支援殖民地人民正义斗争，支持和援助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经济。他的关于发展对外关系的见解，对于今天制定外交政策仍然有重要参考价值。（参见蒋艳丽、肖宗志：《论刘少奇对新中国外交的贡献》，《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也有学者依据《文稿》公布的史料概括出刘少奇在三个方面对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一是为构筑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访苏解决了新中国外交承认问题、密切中苏两党关系问题、取得苏联援助问题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新中国安全问题；毛泽东赴苏谈判缔结新约期间，主持国内的讨论，为中苏缔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联络与支持亚洲革命力量，组织在中国召开亚洲职工代表会、亚洲青年代表会、亚洲妇女代表会，正确贯彻党对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主张；三是负责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及援越抗法工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有利的外交格局发挥了积极作用。（参见章百家：《刘少奇与新中国外交事业》，《刘少奇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论文集》，第125-126页。）    （三）关于刘少奇对党际关系建设的贡献。有学者提出：刘少奇是党的对外工作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管党的对外工作。1951年，他代表党中央宣布王稼祥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并签发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联部的通知。他亲身经历了国际共运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为在国际上树立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形象，为世界反帝反殖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理论上提出的许多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相关部分是彼此关联的有机体，如：“一个党对另外一个党提意见，只能供参考”、“各党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团体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不要跟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转”、“各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要防止‘左’和‘右’的倾向”、“各党要独立思考，独立负责地解决本国问题”、“要正确认识和积极争取中间党派”、“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他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党际关系中的实际问题，主张对共产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问题要加以“不带成见的研究”。他坚持理论和实践并重，主张马列主义者和革命党只有平时多读马列的书，自己研究和决定问题，才能分清是非，才能有创造性。（参见戴秉国：《试论刘少奇党际关系思想与实践》，《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36-841页。）

    （四）关于刘少奇对国际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会国际活动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刘少奇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是：一是提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方针、最高任务和工会的经常任务，即：“不能也不应该脱离民族解放运动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保护工人群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切身利益”；二是主张中国工会在国际活动中实行广泛联系方针，坚持对左、中、右翼工会都团结的原则，1952年主持制定中国工会大规模邀请外国工会代表团来华访问计划，提出接待工作对所有代表“一视同仁”，这次接待工作的方针和原则，对中国工会此后的外交工作起了垂范的作用；三是坚持国际工运必须尊重各国工会的独立自主，世界工联等国际工会组织的决议对会员工会不应有约束力。（参见陈宇、王家宠、钱大东：《刘少奇对国际工运和中国工会国际活动的历史性贡献》，《中国工运》1998年第12期。）

    （五）关于刘少奇为新中国对外贸易工作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外贸工作三原则，即：“实行国家管制对外贸易”、“建立国家管制对外贸易机构和制度”、“坚持‘统中有活’的对外贸易指导方针”，对新中国外贸工作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其中第一项原则后来被写进了《共同纲领》，成为国家的对外经济基本政策之一。第二项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各解放区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和制定相应管理制度的基本依据。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到1951年5月，新中国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的体制基本形成。在第三项原则指导下，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照顾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的外贸政策，对繁荣与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参见张飞虹：《刘少奇与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论点：刘少奇对越南抗法战争最后胜利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作为中国援越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亲自参与援越的决策，提出符合双方实际的援助方针，具体指导援助事务（参见佘湘：《建国初期刘少奇对越援助的思想与实践》，《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3期；卓爱平、韩永要：《刘少奇对援越抗法战争的贡献》，《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1998年第4期。）；刘少奇力促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标志是在参与处理“波匈事件”过程中，促成《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宣言的发表，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介入东欧事务。（参见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六）尚待研究的问题。如刘少奇1949年访苏从北平出发的具体日期；斯大林同刘少奇第一次会谈的日期；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称谓、代表团成员高岗和王稼祥的职务；代表团成员邓力群提前离开苏联赴新疆执行新任务的日期和到达伊犁的日期；刘少奇回国带回的专家数量；新中国成立时间是中共自己所确定，还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所确定，等等。（参见蔡景惠、张源洪：《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前后情况的考察》，《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曾景忠：《有关1949年刘少奇率团秘密访苏几则史实的研讨》，《党史研究资料》2000年第10期；钱听涛：《新中国成立日期的确定不是斯大林建议的》，《纵横》2006年第10期。）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七）需要继续考证的一份文献。《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刘少奇一份无标题、无写作时间的手稿。编入《刘少奇选集》时编者加写了标题，并将写作时间判定为“1949年6月”、将文献性质判定为“党内报告提纲”。《刘少奇年谱》据此又将写作目的进一步判定“为准备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报告提纲”。后来，有学者质疑该手稿不是为1949年6月访苏而写，应该是为1949年2月会见米高扬而作。（参见张飞虹：《〈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写作目的和时间考》，《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再后来，又有学者提出类似质疑，即：关于新中国主要矛盾的提法，在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国民党残余的矛盾”，而在1949年6月手稿提纲中则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从两份文献的成稿时间看，这种变化无法解释。（参见任晓伟：《建国前夕刘少奇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思考--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考述》，《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已经出版的研究资料正在推动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普及宣传以及学术研究，参与宣传与研究的学者队伍在逐步扩展并呈年轻化趋势；另一方面，研究资料、历史档案的公布还存有巨大空白，以及因此带来的研究专著少，选题不够宽泛，某些问题的研究依据主要靠国外档案，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难以开展等问题。

    评述研究现状，也是调查研究，在于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以促进研究的深化。笔者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的解放，关于刘少奇外交活动与思想的研究也一定会不断深化，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