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森和《救亡日报》

　　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建设时期，党的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投身民族解放、建设新中国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大举措就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建立左翼文化统一阵线——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该旗舰下有左联(全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社联、剧联、美联等，其中左联声势最大。左联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1936年解散)，“盟主”是鲁迅，有400盟员，与左联相关的人士和作家很多，左联盟员及友人主编的刊物不计其数。左联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共媚外政策、拥护苏区和红军的革命斗争、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的旗帜，开展社会政治斗争和文学活动;在文学艺术疆场上、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与敌搏击(国民党当局曾发出第15889号公函和第6039号密函指令上海党政军机关查封社联、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盟员中多人被捕、牺牲)，左联文学创作战果累累，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鲁迅曾说：左翼文学运动是当年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左联活跃着共产党的党团组织，领导人有冯乃超、周扬、冯雪峰、瞿秋白、潘汉年、朱镜我等。1934年冬，父亲司马文森年仅18岁，参加左联，和戴平万、何家槐、林淡秋等在一个党小组，任组织干事，负责上海江湾一带农民文艺小组和暨南大学文艺小组。他在《申报》、《时事新报》、《生活知识》、《文学界》、《光明》等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父亲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8项抗战主张上签名;在《中国演剧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签名，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阻挠试验小剧场和蚂蚁剧团上演抗战戏剧;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

　　中央文委第二大举措，当属国共合作创办《救亡日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在不愿做亡国奴，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奋斗的共同信念下，中华民族转入一个空前未有的阶段，全面抗战的开展。1937年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确立。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成立，父亲司马文森和胡愈之、王任叔、钱俊瑞等在文救会宣传部工作,《救亡日报》作为文救会的机关报，父亲因此和《救亡日报》有了不解之缘。8月24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声中《救亡日报》诞生，父亲和林林、华嘉、陈紫秋等二十多个青年作家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大家都能写，也写得很多。父亲曾发表文章：“伤兵颂”、“展开通俗化运动”、“用武力回答汉奸的阴谋”等。《救亡日报》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由郭沫若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是夏衍。《救亡日报》坚持以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为指导思想，坚持团结抗战的旗帜和方向，有精辟的言论和实际的战地采访，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尽管处境困难，《救亡日报》销售1000份以上，最多达到3500份。11月21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发表了郭沫若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书》。在党周密细致的组织、安排下，上海进步的文化队伍分三批，一批组成救亡工作队沿京沪线撤退，目的地是武汉;一批由海道乘英国船向华南撤退，目的地是广州;另一批则留在上海隐姓埋名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父亲是属于朝华南撤退的一批，走同一路线的，还有郭沫若、夏衍和《救亡日报》社同人。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以统一战线为号召，取得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支持，在广州长寿路租房复刊，夏衍仍任主编。出版经费是向港粤各界筹集来的，包括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捐洋毫2000元，其他上层人物李煦寰、钟天心、谌小岑等，亦挂名为《救亡日报》顾问。该报成为抗战初期党在粤港地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夏衍于4月底赴武汉向周恩来、郭沫若汇报工作情况。周恩来在询问了报社的情况：销量，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报纸的看法和态度后说：“《救亡日报》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你们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这段话蕴含了党中央对文化宣传工作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

　　广州进步的群众文化活动原有一定基础，有各种救亡剧团、救亡歌咏队，抗先队(东江纵队前身)，加上来自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如虎添翼，非常活跃，一时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地铺开了。1938年3月29日在中共的推动下，纪念黄花岗起义27周年歌咏戏剧大会在广州举行。参加这次盛大文化活动的筹备单位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东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宣传部，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抗战教育实践社，广东歌咏协会，广东戏剧协会等，这是中共在抗战初期文化统战宣传工作一次大收获。以演出四幕六场革命历史剧《黄花岗》为主要内容的戏剧演出，参加者有艺协、锋社、蓝白、八·一三歌咏队、七七剧社等20多个团体，240多人,公演3天，是华南地区的空前盛举，影响深远。该剧由夏衍、周钢鸣、司马文森、钟启南、荷子等24人在3天内共同创作，父亲参加第一幕的创作。

　　为了使文艺从少数作家的圈子内解放出来，使文艺大众化，把抗战文艺的种子传播到各村庄、工厂、营房和战壕去，一个新的运动被提出来了——展开文艺通讯员运动。文艺通讯员(“简称文通”)总站实际负责人有周钢鸣、司马文森、周行、林林、斐琴、华嘉，大家分别担任了组织，研究，指导等部分工作。在《救亡日报》上出版了“文艺通讯”周刊，介绍有关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基本理论，征求文艺通讯员。文通总站举办“五月文艺通讯竞赛”，在《救亡日报》刊出竞赛办法，参赛人员十分踊跃，收到几百封投稿，其中十几人获奖，奖品是一套抗战文艺丛书。通过文艺通讯员运动培养了抗战文艺新军，许多文艺通讯员支站成立了，遍布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和福建，特别是在广东广西两省，深入到各偏僻城乡。参加者为学生、各工作队队员、小学教师、学生兵。文通总站在广州沦陷即停止活动，但是很多支站一直坚持活动，影响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