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被禁后：文革武家被抄 武训坟被刨尸

　　春风拂柳，气象万千。

　　记者来到聊城冠县柳林镇武训纪念馆，但见大门坐北朝南，正对着武训祠，祠里面陈列着武训一生的图文传记，后面是圆包形的武训墓。路的两旁，竖立着各个时期的名人对武训的题词石碑，路东有一座八角形的石亭，上面刻着季羡林先生题写的“武训魂”，路西有一座武训手持铜勺的乞讨石像，上面刻着“高歌台”，亭台两两相望。

　　记者在一块刻着“行兼孔墨”的石碑前驻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振乾介绍：“这是说武训先生的善举兼有孔子的尊师重教和墨子的平等博爱之意。”王振乾告诉记者，武训故居离此约有三四公里，已经在1993年拆除。拆除前它是一栋土坯危房，几根木头支撑着一面将倾的山墙。武训后人把它拆掉重建，以解决全家人的安身问题。新建的房门前，挂着“堪称丐圣”的匾牌，提醒人们这里曾是武训居住过的地方。

　　武训一生未娶妻生子，其长兄武谦的次孙武芳林过继给他当了孙子，便有后人传承下来。

　　土改开始时，武训玄孙武玉泉12周岁。“我家很苦，国民党南下没带走的杂牌军把粮食又给吃了一部分，9岁时，父亲就领着我去黄河南边的梁山县逃荒要饭。”武玉泉回忆说，他家土改前有6亩多地，属于贫农，土改时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9分多地。

　　“文革”期间，武玉泉家庭的命运当然更差些。“我们被扣上‘武训孝子贤孙’的帽子，是‘武训流毒’，抬不起头来。标语都是‘打倒武训’、‘武训是豪户的狗腿子’、‘武训前披羊皮，后披狗皮’。父亲也成为四类分子，和其他地主富农一起上台开会挨批斗。”

　　武家被抄了家。“村里一个老师带着十多个红卫兵，打着小纸旗，喊着‘打倒武训流毒’、‘打倒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口号，要求我把武训有关的东西全拿出来。”武玉泉说。

　　武玉泉的父亲武金兴偷偷把武训神主匣子里的神主牌位留了下来，其他如“乐善好施”匾额等都被抄走，运到村小学烧掉了。待到196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红卫兵涌入武训祠堂，扒掉了武训的墓。武训被抛尸，是武金兴冒险将尸骸偷偷取走，埋在了村边的一片麦地中。
反问调查团：“老爷爷有什么错？”

　　当年在《武训传》上映并引来文艺界诸多好评之后，《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开始刊发批评文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审阅和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这篇社论要求“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接下来，《人民日报》和文化部联合发起13人“武训历史调查团”，开始前往武训生活过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调查，江青也化名“李进”一同前往。

　　江青等人来柳林镇调查那一年，族人武金居12周岁，正读小学。“我从小就顽皮，看见一个女的坐在车上，很好奇。就在武庄小学门口，有站岗的扛着枪，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个小孩都被拦住了，我闯了进去。我看见我哥武金栋、我五爷爷都在，有人在问有人在记。后来听人说车里的女人是毛泽东的夫人。我还记得她的模样，不太高，长得不算孬，四方脸，短发，那时还没戴眼镜。”

　　据武训玄孙武玉泉回忆，调查团成员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曾前来他家，向父亲武金兴要去包括地亩账在内的相关资料，“态度也不错”。“父亲以为地亩账是老爷爷的功劳，谁知江青说：一个人三顷地！扣上地主的帽子。”

　　武金兴还被叫到柳林镇与江青谈话。“江青问父亲叫啥，问还有什么材料，让人给父亲倒茶水喝。父亲之前就听别人说，要找武训的错了。父亲说，老爷爷有什么错，他承担。认为都是功劳，没错误。”

　　村民的很多话，被调查团加以利用。武玉泉说，后路堂村有一个叫路延林的老人，说武训放债只放给好户，不放给穷人。武玉泉辩解说：“实际上是，放钱给穷人，穷人还不起，没法办学。能收回来才放钱。”

　　此时，武训已经去世55周年。“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就胡言胡语乱编。”武玉泉说。

　　但也有村民，在调查团前保持了沉默。据调查团成员之一、时任临清县临清镇委宣传部长的赵国璧回忆：被调查人中，有个在清朝当过“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汉邦，七十多岁了，独个儿居住。当调查团到他家时，张口便对武训为人大加赞扬，他说：“武训可是个好人啊！他一生吃苦耐劳，攒钱为穷孩子办义学！我见过他，也知道他的一些事。我见武训时，正是山东巡抚张曜大人来临清的时候。”到了晚上，村干部对他说：“武训挨批了，说话得留神点！”这样，到第二天，调查团又去找他作调查时，他便说：“我耳朵聋，听不懂你们的话。”以后就什么话也不说了。

　　另一调查团成员、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长的司洛路还提及，调查团先到堂邑县找了县长赵安邦，他是个念书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柳林东南赵家里庄人，离武训家只有十几里地。在开始会见调查团来人时，他就说：“对武训这个人可不能乱批评！”当时他不知道“李进”是什么人，县委书记段俊卿对他说明“李进”就是江青后，就不记得他再对调查团说武训的好话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出炉之后，武庄村干部曾找到武金兴，告诉他上面已经在批判武训。“他说武训是地主富农的奴才，见到富人就磕头。我父亲说，磕头不给钱都没办法，不磕头谁给钱？我父亲也会说一套理。等村干部走了，我父亲说，批判的人你有权力，说圆就圆说扁就扁咱有什么办法？很生气。”武玉泉说，在调查团调查之前，父亲武金兴曾做过一个梦，他去武训祠堂，看见有几个人在那里喝凉茶，父亲怀里揣着一锡壶热茶，想与这些人的凉茶混着一起喝，但这些人不同意。父亲转了三圈，找不到老爷爷牌位，后来在西山头看到很多张纸把老爷爷的头像给盖住了，他就一张一张地揭，老爷爷金光闪闪的头像就在西山头露出来了。

　　这个梦像一个隐喻，预示了武训身后在新中国的命运。

郝瑞琛挺身为武训辩护

　　1951年下半年，全国掀起批判武训的高潮。

　　堂邑县老城隍庙的神位已被拉倒，成为县委办公所在地。江青等调查团成员来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去聊城接，江青坐小车，其他60多人坐大汽车。调查团在县委大院内后面的楼住，单吃小灶。

　　此时，郝瑞琛已是堂邑县委宣传部干事，但没有参加调查采访，他负责誊写武训师范学校教师名录，那里面有很多秀才与拔贡，“江青夸我字写得不错。不过，那时我不知道‘李进’就是江青。”

　　看到报纸上那么多批判武训的文章，郝瑞琛感觉如鲠在喉。当年他25岁，不知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谁的大手笔，也没有掂量掂量这篇《党的生活》专栏文章有多大分量。“我写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县委二三十个人围着我，有人说：‘小郝，你可别写这个，不行，了不得。’我不听他们的，两个小时就写好了。”

　　郝瑞琛写好以后，曾经给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看过，他们都出于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劝他不要发表。郝瑞琛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他认为，对《武训传》的讨论，不过是学术讨论嘛，学术讨论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意见才能引起学术争鸣，越争越明，才能出现真理，达到共识，就是错了也不至于给予处分。如果都随声附和，哪里还有争鸣呢？所以他就直言不讳，大胆地把文稿寄出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稿子邮到《平原日报》没20天，发表了。”不过，郝瑞琛的文章是作为反面典范发表的，《平原日报》附了一则编者按：“今天像郝瑞琛这样的人却仍坚持认为‘武训是值得表扬赞誉与学习的’，只不过证明：他们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已。”

　　堂邑县县委书记等人去省里开会时，提前知晓了批判郝瑞琛的消息，回来后召开县委会议，开除了郝瑞琛的党籍、工作，让他回农村劳动。“连胸前的县委会证章也没收了，轰出县委会，第二天我就扛着铺盖回家了。后来去学校里，才看到批判我的报纸。”郝瑞琛说。

　　对武训批判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文革”爆发后。“《人民日报》重新刊发了批判武训的社论，我也因为这个挨过批斗，村里的小孩都喊我‘二武训’，受歧视得很。”郝瑞琛说。

　　郝瑞琛一直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到1980年10月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