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历史画卷

　　经历过历史风暴中的波谲云诡，那么这个人就是一部历史，他的讲述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幅连绵不绝的历史画卷，他的个人经历是这幅画卷中的鲜明个性，而那些历史风云中的勇气和智慧则是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在向我们讲述那些令人心潮激荡的过往历史时，92岁的江文谈笑风生。

　　他经历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洗礼，经历战争中的枪林弹雨，以重伤之躯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他经历了最高检察机关筚路蓝缕的初创时期法治初显以及轰然崩塌，也经历了世纪审判的惊心动魄。

　　而在他到了退休的那个日子，他没有拖延一天立刻办理了退休手续，然后把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说：这个公文包和办公桌一起，留给继任者用。他辞退了司机和秘书，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个人用品和十几本书就毅然离开了。他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证上"副检察长"的字样被他坚决换掉，没有担任别人送上门的任何社会职务……

　　他退下来的某一年与其他老干部到兴城干休所疗养，一位当地检察长来迎接，被他迎头训斥：难道你不工作吗，居然有时间来陪我们这些老头子？

　　2009年7月7日，北京木樨地。江老给记者约好的采访时间是"两点半以后",记者特别在两点半迟到了一分钟，而江老特别给家门开了一条缝。

　　"三起三落":个人命运随历史命运跌宕

　　建国六十年以来，"检察机关经历了三起三落。"江老说。

　　五十年代，第一次镇压反革命，实行公检法合署办公，实际上是取消了检察署的监督作用。"那个时候公安机关报的案子你就咔咔咔盖章，不要多话。"精简机构，其中很多人想把检察机关"精简"掉。第二次是大跃进，大跃进时期公检法司联合办公，成了统一建立政法部。后来虽然又恢复了，但是没多久遭逢文化大革命，检察院彻底被撤销了……

　　江文个人的检察官生涯，正与历史的际遇相吻合。

　　1955年大区撤消时，他由华东区组织部部长的职位上调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当人事厅副厅长，后先后担任刑事检察一厅、三厅厅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初期江文曾当了几个月的革委会主任，1966年冬天就被造反派赶了下来。革委会主任不让干了，但工作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但是不久，在江青指使下，学生到东交民巷冲击高检。这些造反派手举标语牌，不仅振臂高呼要砸烂公检法，还高喊："把整江青黑材料的江文、赵鹏飞揪出来。"

　　为了保住档案材料，寒冷的冬天，江文把自己反锁在既没生火也没暖气的档案室内。他身披一件蓝色的破棉大衣，一边在室内不停地来回走动以驱散寒冷……

　　江文的"右倾思想"早在"大跃进"中就表现无遗。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那期间抓的人很多，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中噤若寒蝉。"大跃进"的"七千人大会"深深影响中中国历史的进程，"七千人大会"期间高检院也召开座谈会，江文在座谈会上发牢骚，说"大跃进"中我们捕人太多，一点小事就被人抓起来是不对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两个年轻人在钢厂谈恋爱，结果被逮捕了，罪名是"妨碍大跃进".针对有人说检察机关该捕的不捕，江文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该捕的捕了才是一种悲哀。

　　这个时候的江文担任检察一厅厅长，直接负责批捕起诉，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后来的"文革"中，江文的"牢骚"成了罪名："站在反动立场上"攻击中央，攻击大跃进……

　　"大跃进"风起云涌，江文被派到湖南农村"参加运动"去了。

　　高检院"右派分子"或"有右倾倾向的人"纷纷"下放",因为有人主张"高检院有20个人就够了".这个时候的江文对检察机关一度极度失望。回忆往事，他一边摇头，一边对记者笑言：检察机关初创时期，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岗位上抽调过来的优秀分子，怎么一到了检察院，就成"右倾"了？

　　1957年"反右",全国检察机关区区两万人一次就被"揪出"300多名"右派".他说："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人说检察机关右倾，检察机关该捕不捕，影响了阶级斗争，影响了打击刑事犯罪。这些都是莫须有的。后来事实证明，我们所谓没有捕的案子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或者是有一部分是可捕可不捕的。当时公安机关强调刑事犯罪这么严重，主要原因是检察机关守旧，检察机关不捕他们也没有办法。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个别的该捕不捕的有没有？当然也有，我认为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可捕可不捕的，有一部分是根本不该捕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际遇，"反右"高潮渐消，当张鼎丞对高检机关进行恢复重建、准备将江文召回时，江文颇感踌躇。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鼎丞到湖南去约见江文，江文却避而不见。

　　他已经想离开检察机关了。"虽然当时还没有批判到我个人头上来，但是检察机关的大环境是受压，抬不起头来，所以我已经不想干了。"但是等到"运动"结束，江文不得不回来了。"一切人事、组织关系都在高检院，我还能跑哪儿去？"江文呵呵一笑，"我后来作了检讨，说不该躲着张鼎丞检察长不见他，对领导不尊重。"

　　当时回到检察院的江文，面临着更大的难题：他从检察一厅厅长职位调任三厅厅长，三厅也就是今天法纪厅的前身，是一个令人更加难为的职位。

　　"矛头对内":考验智慧和耐心

　　在五六十年代强调人权保护，是会带来麻烦的，而且不被人理解。"可捕可不捕的不捕",这样一种人权思想同样被江文带到了法纪工作中。在那个人权观念极度淡漠的年代，强调人权及其保护，这或可引来杀身之祸、牢狱之灾。

　　我们需要对历史重新阅读，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特质。

　　"法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法纪问题主要就是我们人民政府，具体就是我们的干部怎么样对待人权的问题，怎么尊重人权。当时，一是基层干部，比如说村长啊，乡长啊这一类的干部，再一个就是基层公安机关不懂得尊重人权，对于所谓有错误的老百姓，对于所谓有犯罪嫌疑的老百姓，不经过法律手段，可以说是随便逮捕啊，刑讯逼供啊，捆绑吊打啊，这种情况不能说普遍，但也不少。"

　　这是检察机关在那个特殊年代面临的困境：对于法纪检察工作，公检法甚至党政机关都缺乏共识。据江文介绍，当时有人说检察机关办理违法乱纪案件，"是矛头对内".他认为这句话极其不准确。"如果说因为违法乱纪干部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都是内部的，都是干部，矛头对内这句话一般地说也可以，但是，矛头对内应该这么认识：矛头对着内部干部里面的违法乱纪。"

　　然而，"矛头对内"这句话恰恰就是一个陷阱：矛头对内，就是把矛头对准人民内部。一个概念上的偷换，遗患无穷，直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生存和发展。

　　几十年过去，江文依然记得河北省卢龙县的一个案子。卢龙县一个生产队丢了一头牛，公安机关仅仅凭一点怀疑就去抓了一个老百姓说是他偷的，被抓的人死活不承认，警察就把他捆在树上打。检察机关当时提出意见说这样搞不对，没有证据。公安机关不满意，认为检察机关妨碍他们办案，影响他们破案，一直反映到全国人大常委。人大常委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工作组下去调查。经查，案子确实是一起冤案……

　　然而，制造冤案的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丝毫处分。

　　当时的检察机关人员非常少，从事法纪检察工作的更是少之又少，法纪检察工作又经常被指责"影响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积极性",这样的现实难题需要智慧和耐心去破解。

　　江文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检察机关对违法乱纪案件不可不办，但是不可多办。为什么不可不办？因为你有这个职责，所以你不能不办。为什么不能多办？因为你没有这个力量，你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就办属于违法乱纪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使被告人致伤致残甚至于致死的案件，违法乱纪到了这个程度，影响极其恶劣，这类案件必须办。

　　但是，后来还是有人对江文的这一思想提出了批评，说这样的指导思想保守，没有尽到检察机关应尽的责任。江文对此深不以为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检察机关不可能对法纪检察工作作进一步的拓展。而对于典型、重大案件，公安机关也不能熟视无睹了，容易取得共识，减少办案的阻力。"

　　今天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监督"两个字，却让当时的检察官感到了艰涩。

　　"那时候说你检察机关讲监督，讲一次可以，讲二次那就不大愿意听到，讲第三次（别人）就反感了。所以我们原来什么侦查厅什么监督厅就得把监督两个字都改了，一直到恢复到组织法颁布以前，我们检察机关各个厅都是叫检察厅，不敢叫监督厅。"回忆那段历史，江文依然有些怅然。

　　在检察三厅没有支撑多久，1966年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说："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凌驾于党政之上的官僚机构，几年来一直是同毛主席对抗。"社会上抛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受到暴力冲击，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过了三年的"牛鬼蛇神"的日子之后，江文被送到干校"劳动"去了，他以为他从此不会再回来……

　　那时候的江文还不知道，他跟"砸烂公检法"的江青，还有在法庭上对峙的一天。

　　1974年初，江文才回到北京，分配到冶金部钢铁研究院任党委第一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一次受到批判。后来，他被调到北京计量科学研究院任党委书记。

　　世纪审判：紧急调往特别检察厅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犯罪集团，是上个世纪我国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

　　"四人帮"和林彪犯罪集团的成员此前都是党或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所犯罪行与党的路线错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其他领导人的错误往往交织在一起，有着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仅划清这条界限就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情。

　　不同于我党历史上任何一次路线斗争，"两案"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依法审判。一旦开庭，将受国内外瞩目。指控犯罪，代表国家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将成为法庭上的主要角色，其司法水准，也将直接影响到法庭审判。十个被告人，在九名公诉人都人选落定的情况下，谁出庭公诉江青这一特殊人物，当时颇费踌躇。时值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仅一年多的时间，寻找一名既有出庭经验，又有相当程度的法律、政治水平并能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对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非常熟悉且能够掌握得恰到好处，还要具备敏捷的思维、雄辩家的口才，同时还要对我国几十年历史的风雨变迁了如指掌的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谁能承担公诉江青的重任呢？

　　这个问题在特别检察厅的主要领导和每个成员的脑海里，不止一次地出现，甚至还有过几次小范围的商议，但结果还是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事和刑事等部门的同志，不辞辛苦地跑到各办公室，把老高检的同志作为重点访问对象，收集有关公诉江青的人选的意见和看法。

　　没过几天，把大家的意见集中在一起，结果却大大出乎预料。人们推荐的这个人当时既不是高检的同志，也不在检察系统工作--他已经离开检察工作多年，他所在的部门，甚至和司法机关都风马牛不相及。他就是江文，时任北京计量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

　　江文被紧急调往特别检察厅。

　　1980年4月，公安部正式受理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押案犯，并开始侦查预审。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检察员自始至终参加了侦查预审活动，依法实行监督。江文参加了预审活动，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成立以后，分工专门负责对江青的侦查预审，监督检察，直至出庭支持公诉……

　　这一段历史已经被无数的历史资料所搜集，今天评论这段历史，江平语气平和：那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所承担的特别的职责，我幸而不辱使命。

　　他回忆说，在审查起诉中，他在搜集使用证据方面选择了既少而精又稳准狠的方法。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定要确凿；如有疑问的，坚决不用。比如，江青迫害保姆秦桂贞，把她从上海抓到北京，关押长达7年之久。事实上这件事并非江青一人所为，证据材料上除有江青的签字外，还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名字。这时有的人主张对材料作技术处理，隐去其他人的名字，作为证据使用。江文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特别检察厅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对江青进行审查时，江文还提出了严格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正确处理罪行与路线错误、反革命罪与普通刑事罪、直接罪与间接罪、集团罪与个人罪之间的关系等观点，对于指导办案，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办案思想指导下，江文等办案人员在预审、侦查阶段，查阅案卷1716卷又798件，查询有关人员421人，取得原始书证、物证1992件，证人证言2961件，审听原始录音带694盘。

　　非原则问题不纠缠，原则问题寸步不让，这是江文在公诉江青期间秉持的准则。江青曾指着江文说："你们这样做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不反对毛主席，但是他的错误要纠正！"江文掷地有声地说。

　　1980年，在法庭上对江青那场精彩的批驳之后，就连当时香港的《星岛日报》也不无赞誉地说，江文是公诉人当中的佼佼者。

　　早在1959年，审判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司令杨虎案中，江文出庭支持公诉，他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就曾赢得海内外的高度赞誉。

　　江文检察生涯中的"最后辉煌",是1985年办理当时轰动全国的"海南走私汽车案".也就是说，他是办完"海南走私汽车案"之后离休的，屈指算来，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

　　战争洗礼：从进步青年走向革命之路

　　江文1918年出生于洪湖岸边的湖北沔阳。祖父是个秀才，可惜30多岁就去世了。江家在当地是单性，孤门独户，备受乡下恶人的欺辱。江男波曾听大伯父江炳灵讲过，出殡祖父时，几个大户人家就是不准抬着棺材从别人家的地里经过……

　　在大伯父江炳灵的自助下，江文在武汉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早早离开家乡的江炳灵曾加入同盟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江文影响极大。对江文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还有他的三哥江男俊。江男俊是二伯父家的大儿子，在兄弟姊妹中功课最好，考到了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念书，成了弟弟妹妹们心目中的榜样。

　　江文上初中的时侯，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三哥虽说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三哥在上海从事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从这一点来说，还是初中生的江文就看不起当时的国民党。

　　1935年12月9日，发生了着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刚刚初中毕业的江文，怀着满腔爱国主义热情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他和学生们在湖北省国民政府前静坐请愿，要求政府派船把同学们送到汉口日租界去，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937年，江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文的入党介绍人王锡珍介绍他到了中共长江局，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董必武、王明，还有秦邦宪、吴克坚等人。在长江局，江文接受一个月的较为系统训练。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共产党公开的和地下的活动。

　　1938年上半年，日寇一步一步地向武汉进逼，江文所在的省立第一中学也不得不搬迁到鄂西，大部分学生都跟着学校走了。江文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在了敌后，辗转流徙到了安徽，和立煌县委接上了关系。恰巧，县委书记就是江文在长江局受训时的支部书记。

　　时间到了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江文所在的江北游击纵队，活动在安徽省无为县一带。国民党向无为县进攻时，大部队转移到了津浦、淮北和苏北一带，江文则退到了安徽省的含山县，带领着一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

　　1940年元旦刚过，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人中只有约2000人突出重围。为了使突围出来的部队顺利撤离，江文带领部队准备船只、车辆和向导，不分昼夜地迎送部队。有一天，无为县城的鬼子外出扫荡，派出的巡逻队没有及时发现敌情，致使鬼子一直到了新四军驻地的门口，才被哨兵发现。激战之中，江文带领队伍紧急向后山撤退。途中，一颗子弹从江文的右前额穿了过去，当时就昏死过去。当地群众把不省人事的江文从山上背了下来。在老百姓的精心护理之下，一连几天昏迷不醒的江文第一次睁开了眼睛。他这一睁眼把守护他的老乡都吓了一跳：苏醒的江文眼睛斜得令人可怕。原来，那颗子弹虽未致命，却使他的视神经遭受重创。

　　经过4个多月的调养，江文基本恢复了健康，他又回到了含巢县委，任军事部部长。1943年1月之后，江文曾任和含县县委副书记，含巢县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务，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江文曾任新四军7师19旅63团副政委。1946年内战开始，部队撤到了山东，他又到39师155团政委。解放初期，参加了接管上海的工作，来又转到华东组织部任职。

　　全国行政大区撤销之际，江文奉调最高人民检察院。

　　上个世纪的中国，伴随政治风云的变幻，当代检察事业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其中交织着成功和失误，前进和倒退。在经历了1954年至1966年的发展和波折期之后，检察机关进入了一场长达十年"彻底砸烂"的中断期。这十年中断期，曾经把"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这一内容写进了1975年宪法，直到三年后才又重新纠正过来……

　　江文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面对记者，他由衷地说：检察事业到了今天，才真正到了一个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