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是我十分崇敬的老领导和老师。每当我回忆红军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弼时同志沉稳和蔼的面容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认识弼时同志的，以后随弼时同志在湘赣军区直至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我一直在弼时身边负责通讯和技侦工作。弼时同志不畏艰险、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和率先垂范的优良作风，在我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形像。
一 我的良师
1931年，我在总前委秘书处（后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处）工作。4月中旬，任弼时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组织部长。我只听说他是从党中央来的大人物，对他既感到神秘，又很敬畏。初次见面，他中等身材，双目炯炯有神，对人和蔼可亲，颇具长者风度，尤其是他嘴上留着黝黑的长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弼时同志来后，我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央局收发保管文件。凡是组织工作（包括干部工作）方面的文件，我收到后都送给他，中央自上海派来苏区工作的干部介绍信也要送给他，这样我与弼时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
弼时同志平易近人，工作之余经常和我们拉家常，亲如兄长。但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一丝不苟。有一次，我把少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的文件错送到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因为两个中央局同住在一个村子里，同吃一锅饭，稍不留心就会送错。弼时同志当即对我说，文件要仔细看清后再送，工作一定要细心，同时要把收发登记制度建立起来，出了差错就好查。以后弼时同志还亲自帮助我制订了收发保管文件的制度。弼时同志在上海时，就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从他那里我学到很多对敌斗争知识。当时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到苏区来的同志大多数要化装后绕道香港，再经福建进入苏区。一路上敌人设有层层关卡，我们的同志身上不能带片纸只字，文件或介绍信是用化学药水写在白色的衣袖、裤腿或手帕上，我们收到后再用化学药水浸刷，使文字显露出来。这种处理方法和化学药水的配制也是弼时同志亲手教给我的。有时党中央发指示也用这种办法，我就曾处理过写满了整整一件白大褂的中央来文。最初这些工作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每当我遇到困难或不懂的问题，弼时同志总是有问必答，耐心地帮助解决。因为有了弼时同志的指教，我才避免了差错，并很快熟悉和掌握了工作。以后在湘赣军区和二方面军，我都是在弼时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弼时同志是我的良师。
二 偷渡赣江
1932年夏，我奉命调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随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赴前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初，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我回到瑞金。
1933年5月，中央决定弼时同志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我亦奉命带一部电台随弼时同志到湘赣军区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弼时同志在途中与中央及湘赣的联络，特别是渡赣江时对迎接部队的联络。敌人对赣江封锁得很严，如何过江有两个方案：一是打过去，但要给部队带来伤亡；再一是偷渡过去，但有风险，万一被敌人发现，弼时同志的安全将受到极大威胁。弼时同志仔细了解了敌人的情况，经慎重考虑，决定赣江两岸部队做好打的准备，力争偷渡过去。这样可以避免部队损失，渡江也较安全。偷渡是在晚上进行的，事先我们的地下交通准备好了船只、有经验的船工和向导，开船后，敌人毫无察觉。在船上弼时同志问地下交通员，你们能游过江吗？交通员回答说没游过。弼时同志说：如果我们的船遇上敌人的巡逻艇，被打沉了，你们怎么办？你们既要保证完成任务，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我看要很快建立一支专职武装泅渡分队，旱鸭子是不行的。弼时同志的这一指示很快得到落实，当地迅速建立一支武装泅渡分队。经一段时间的苦练，既能在陆上完成任务，又能武装泅渡，为加强中央苏区与湘赣、湘鄂赣苏区地下交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我们准备充分，渡江时没有被敌人发现，未费一枪一弹就安全地登上了西岸。在湘赣军区部队的护送下，我们于六月上旬顺利抵达了目的地--井冈山下的永新县城。
三 我的救命恩人
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湘赣苏区在肃反中发生了扩大化问题，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弼时同志到湘赣后，对"左"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对肃反问题很慎重，保护了大批干部。我们刚到永新时，正遇到公审张启龙同志（省军区总指挥），并拟判死刑。弼时同志对此案先不表态，而是详细调查张启龙同志的情况。原来张启龙同志为了换取我军极缺的军需物资和西药，决定释放一个被我俘虏的敌人团长，因此被捕受审。弼时同志立即与省委各领导同志商谈，提出是杀了一个被俘团长好呢？还是换一批我们急需的军用物资和药品而挽救大批自己同志的生命好呢？经过弼时同志的耐心说服教育，有的同志认为张启龙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并同意释放他。但有的人坚持要杀他，有的人同意不杀，但不能留在党内，不能当干部。当时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意见无法统一。弼时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保护同志，决定释放张启龙，以普通一兵身份参加长征，在长征中分配他担任六军团统战部长。全国解放后，张启龙同志曾担任过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我的生命也是弼时同志挽救的。那是我军撤出永新之后。当时我任军区无线电中队政委。敌军突破我防线向永新城区发动进攻，军区机关从永新紧急撤退，没有来得及通知我们。我得知军区已经撤退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带着电台和无线电训练班的人员向城外突围。人员突出来了，电台保住了，我带着人马追寻了两天才找到军区。此后，我被人向保卫局告了黑状，说我"动摇想逃跑",准备逮捕和审判我。弼时同志知道后很生气，他对保卫局的负责人说，"如果江文同志真想逃跑，就不会拼死带着人员和电台突围，也不会再来找我们了！先观察一段时间，此事由我来处理。"此后，弼时同志立即把我叫去，对我说："有人说你的坏话，说你不可靠，我了解你。你要主动采取行动，回去召集电台的全体人员开个会，说有人对你有怀疑，为此我已向弼时政委辞去了中队政委职务，到小电台当队长，主要做技术侦察工作，我欢迎同志们对我监督考察。我一定按弼时同志的嘱咐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的信任。"我明白这是弼时同志对我采取的保护措施，回去立即按他的指示办了。在"左"的错误和肃反扩大化情况下，没有弼时同志的保护，我的生命就难保了。1993年8月24日，我去看望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琮英。我问她：您还记得长征前夕保卫局要杀我的事吗？弼时同志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终生不会忘记，没有弼时同志我早就见阎王了。琮英同志说：这事我知道，弼时找你谈话我也知道，他对肃反是很慎重的。
四 亲如一家
当时，我们电台的通信、侦察和新闻等工作都在弼时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弼时夫妇与我们之间关系非常密切。琮英同志毫无"架子",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关心。她有个外号叫"小麻雀",因为她很活跃，身材苗条，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而得此美称。但只有弼时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当面叫她"小麻雀",我一直叫她大姐，她很高兴。那时弼时夫妇的生活比我们还艰苦。红军建军初期缺乏无线电技术人才，主要靠起义和被俘参军的技术人员来完成通信、技术侦察和接收新闻等工作，培养技术干部也靠他们当教员。为尽可能保证这些同志生活水平下降得不太大，中革军委决定按技术等级每月发给他们津贴费，夜间值班的有夜餐费。而弼时同志和部队其他战士一样，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还得不到保证，所以弼时同志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电台技术人员。弼时夫妇与我们亲如一家，有一次，他们夫妇来看我们，一进门就说：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开开斋",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了。我立即派人买来一只鸡，用辣椒炒了招待他们，他们吃得非常开心。电台要昼夜工作，规定有夜餐费。有时他们夫妇在夜餐前就来了，弼时同志说，肚子咕咕叫，要来瓜分你们的夜餐了。当然，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来，只要他们来吃夜餐，大家情绪高涨，说说笑笑，非常热闹。
五 创建无线电侦察工作
弼时同志到湘赣军区后，发现我们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中革军委的通报和当地党政机关侦察员的报告，速度慢，有时还误传，所以决心开展无线电侦察工作。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弼时同志亲自在技术上进行具体指导。他对我说：你们先把"围剿"湘赣苏区的敌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和进攻湘赣的主力第一纵队刘建绪及其所属6个师的电台联络情况搞清楚，对第二纵队3个师也要注意，把他们的往来电报收下来，还必须搞清电报是谁发给谁的。这些工作完成后，你们就将收到的电报送到我这里来，（那时他住在永新中学的一栋小楼里，现改名为弼时中学）我们一起来研究破密问题。我立即按弼时同志的指示展开了侦察工作，除定时执行联络任务外，大多数时间用来侦收敌人的电报。
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后，我将收到的敌军电报和情况向他汇报。他说：你们把敌台主从关系搞清了，这很好，敌人上下级之间发报，一般有固定的格式，掌握了它对破密有利。如刘建绪给何键的电报开头可能是"西路军何总司令鉴",最后可能是"职刘建绪"和日期、时间。我们可用先破两头后取中间的办法试试看。明码电报本上的常用字你们要熟记3至4千个，为破密打好基础。在弼时同志的直接参与和具体指导下，我们很快就破译了敌人的一种密本，掌握了大量的情报。
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建立，对我军打胜仗发挥了巨大作用。沙市之战红六军团取得歼敌十五师之四十三旅，毙敌6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并俘敌旅长侯鹏飞的重大战果，就是因为我们战前侦破了敌人电报，掌握了该旅经过沙市的时间，预先选择有利地形设伏和打援取得的。以后在湘鄂川黔无线电侦察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龙家寨、陈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歼灭战等，也都是在无线电侦察中获得情报，打了胜仗。1935年8月，我军主力出击到津市地区，总指挥部住在大堰挡。傍晚我们破译了敌机次日凌晨要轰炸大堰挡的电报，弼时同志立即向贺龙、关向应首长建议总指挥部机关转移，当晚我们向西转移了几十里。第二天早晨敌机围着大堰挡狂轰滥炸，如果没有侦截敌人电报，后果不堪设想。
弼时同志非常重视通信器材的收集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忠堡歼灭战开始前，我向弼时同志建议，向被围敌四十一师电台发一份明码电报，告诉他们如果保管好电台，可受到红军的优待。弼时同志当即批准。战斗结束后，我们缴获了两部完整的电台，而且备用零件也一样不少，敌电台全体人员经动员都参加了红军。这些同志除报务员赖渊同志在长征中牺牲外，多数成了我军的通信骨干，其中有一位同志解放后还担任了国家邮电部的副部长。
弼时同志非常注意扩大红军，规定每个连队都要有一个扩红小组，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要去扩大红军。有一次我向弼时同志提出技术人员缺，器材少，运输、警卫人员减员多等问题，弼时同志说：我可以下命令让部队重视，但归根到底要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技术人员可自己培训和从俘虏中动员参军，器材在打扫战场时注意收集，龙家寨那部电台不是你们自己在打扫战场中缴获的吗？经过城镇时能买到的就买嘛！运输等人员的补充主要靠自己经常性的去扩大红军，你们不是建立了扩红小组吗？要发挥作用嘛！弼时同志的指示，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我们特别注意扩大红军和增养技术骨干，每次战斗后，都要仔细打扫战场，收集通信器材。红二、六军团会师时，只有六军团有两部电台，会师后调给二军团一部。到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时，红二方面军的电台已发展到8部，这主要应归功于弼时同志。
六 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络
弼时同志以党中央代表和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领导红六军团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西征任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六军团每日都要向中央军委报告一次军情。中央红军长征后，弼时同志一再嘱附我们，一定要与中央保持好联络。所以六军团自西征开始至一、四方面军会合期间，与中央的联络是顺利的。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右路军北上时，中央与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和密本都随朱德总司令跟左路军行动。张国焘为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对中央红军随左路军行动的电台和密本严加控制。因此约在1935年8月上旬，二、六军团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络。弼时同志非常焦急，每见到我就问与中央联络上了吗？当我回答没有时，他总是沉思不语。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二、六军团会合时，贺龙同志与弼时同志的一段对话。贺老总说："二军团有两年多的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弄得我们好苦啊！今后对电台一定要保护好，就是部队损失一个团，也得保住电台！"弼时同志说："你们两年多与中央失去联系是一件痛苦的事。我们与中央失去联系近3个月了。怎不令人焦急呢！"
按照弼时同志的要求，我们日夜呼叫与寻找中央的电台。1935年9月29日，我们呼到一个电台，音调和报务员的手法都很像中央原与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我们误认为与中央恢复了联络。该台告诉我们有报可发来，我们就将弼时同志致周恩来同志的一份电报发过去了。第二天对方就以朱（德）张（国焘）署名来了回电。弼时同志看后问我：你联络的确实是中央的电台吗？我说：在通报过程中没有发生可疑情况。他说：是呀，密本也对呀，可是我给恩来同志的电报为何由朱、张来答复呢？向中央报为湘鄂川黔省委组成名单为何也由朱、张来批复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情况变化很大呀。你们继续保持与朱张电台的联络，要注意观察，这事只能由你自己掌握。弼时同志警惕性很高，他对此是有疑虑的。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电台是在张国焘的控制下与我们联络的。
1936年1月，我们发现又有一个中央电台呼叫我们。我立即上机收听，对方呼号波长虽与过去一样，但电台声调、报务员手法不同，很像军委三局王铮局长在叫我们。第四次反"围剿"时，我与王铮坐在一条板凳上值班，彼此发报手法都很熟悉。我立即回答并询问："你是WANG先生吗？"他回答："是，你是JIANG先生吗？"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立即用明码发来一份署名"豪"的电报，大意是：弼时，我们已到陕西保安，豪密留在老四处。意思是：恩来同志告弼时同志，中央已到陕北，与二、六军团联络用的密本留在了四方面军。王诤局长告我以后用《国际纲领》作密本底码，并约定了通报的呼号波长等。此时，二、六军团才真正与中央恢复了联络。贺老总和弼时同志非常高兴，弹冠相贺。
党中央随即向二、六军团通报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朱总司令及一方面军的一部留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挟持朱老总，另立中央搞分裂活动并坚持错误等情况。二、六军团向中央报告了部队的基本情况并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弼时同志对张国焘1935年9月3日来电的疑虑解除了，对张国焘提高了警惕。对此张国焘可能有所察觉，来电询问二、六军团是否与陕北有联系。贺、任、关首长很策略地回电："与陕北台尚未叫通".后来，中央考虑到我们约定的密码可能被泄漏，为既利于红军的团结，又能保持与二、六军团的联系，约在1936年2月，决定暂停与二、六军团直接联系，今后双方的电报均经四方面军转发。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弼时同志让我立即去四方面军，索取与中央联络的呼号波长，他自己亲自找朱老总要密本。当晚我们就与中央再次恢复了直接联络。随后我们收到中央连续发来的3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其一是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除辖二、六军团外，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建制；其二是中央给弼时同志一份亲译电报，内容主要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持斗争，又要讲团结，推动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其三是8月30日电令红二方面军向甘南进发，开辟甘南根据地，以紧密联合东北军，逼蒋抗日。从此，二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艰苦转战，与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
七 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我在弼时同志身边工作期间，经历了我们党内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我深深感到，弼时同志身处困境，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坚持实事求是。弼时同志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歧视和残酷打击，而是耐心细致地进行教育和挽救，团结他们共同工作。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因执行王明错误路线，使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二军团遭受了重大损失。二军团的指战员气愤得很，强烈要求对其严加惩处。夏曦本人也不承认错误，抵触情绪很大。弼时同志多次找他促膝谈心，耐心地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说服教育，使其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反复说服二、六军团的干部，提出给夏曦一个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弼时同志顾全对敌斗争大局、不计个人恩怨的开阔胸怀感动和教育了干部，使夏曦得到大家的谅解。夏曦同志以后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在长征中牺牲。
弼时同志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坚定的党性原则和灵活的斗争艺术。二、四方面军会合时，举行了联欢，四方面军还送给二方面军一些慰问品。但张国焘给二方面军送来一批反对党中央和分裂红军的小册子，我见封面上标题是所谓"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同志）。弼时同志当即下令烧掉了。张国焘又提出要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弼时同志不同意，问他：谁来作报告？谁作会议总结？问得张国焘哑口无言，被顶了回去，使其拉拢和妄想控制二方面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弼时同志一方面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同时又要团结张国焘，推动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了二方面军，与张国焘日则同吃同行，夜则同坐同宿，耐心地做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高级指挥员的工作。他还和朱老总一起找张国焘谈话，帮助和促使其改正错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二、四方面军历尽艰险，并肩北上，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弼时同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弼时同志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党和青年工作卓越的领导人。他忠于党，实事求是，团结同志，艰苦奋斗，他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1950年，弼时同志因病不幸逝世。那时我正在东北，为抗美援朝志愿军出国紧张地工作，无法来京向他告别，这成为我终生的憾事。
弼时同志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回忆与怀念》
(责任编辑：苏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