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黄薇

　　母亲平静地离开了我们。此前3个小时，我还在与她闲谈，还在商量第二天去铁路总医院看病的事……

　　所有知道母亲真实病情的人，对她的离去都有思想准备。只有母亲对病情的那种不以为然的平静，让人们想不到她在忍受着什么样的痛苦，甚至以为她还能继续活一年两年，甚至更长久。

　　从没见过母亲有什么大喜大怒大悲，也没见过她为什么事情而情绪激动，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在她看来似乎一切都应随其自然，一切问题都会不攻自破、迎刃而解。无论是涉及个人的级别职务、工资待遇，还是身患乳癌危及生命；无论是“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还是“落实干部政策”时遇到种种不公，她都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把这些关乎个人及家庭利益，甚至危及生命的事情都看得那么“无足轻重”。或许，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襟怀，一个共产党人的修养，一个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矢志不移的革命者所具备的素质。

　　和许多老一代革命者、老共产党员一样，母亲也有着曲折复杂的经历、光荣的革命业绩。虽然她和父亲都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却始终视自己为机关里的普通职员，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自己的地位和工作情况，炫耀自己过去的辉煌。尽管我毕业于干部子女云集的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育英学校，在北京八中上学时对“红色接班人”的影响开始有所感悟，但即便是在“文革”闹“血统论”之时，和机关里的许多孩子一样，也从没有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就觉得比别人了不起，更谈不上优越感。

　　小时候，母亲向我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让我阅读反映英模人物的有关报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直到父母离休之后着手撰写回忆录，我们才知道他们的经历也是多么不平凡。长期以来，我都想不出母亲有什么“特殊”之处，能记起来的，全是当年那一代做父母的对子女几乎一致的要求：

　　“要做一个思想进步的好孩子” ——育英学校是寄宿制，每个周六下午放假回家，桌子上已放好了《中国少年报》、《新少年报》和《儿童时代》等报刊，上面圈好的内容是要求我必须看的。当然，报刊旁还会放有一些糖果点心。

　　“要做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母亲要求我周日上午去收发室取报纸时要为楼上楼下几户代取代送，家里清洁整理杂物柜成了我的固定工作，而帮着大人打扫卫生、倒垃圾、卖家里的“破烂”，甚至打扫公用的楼道也都一一给我安排好了。

　　“要做一个懂得勤俭节约的好孩子”——从吃饭不许掉米粒到自己刷碗筷，每周只给两元午餐费，“节约归己”……我从小在母亲那里受到的就是如此实际的教育。

　　母亲从来不肯走关系，求人为子女办事。儿子上哪所中学，去多么边远的地方工作，她似乎都觉得无所谓。我当兵复员后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需要调工作，父母从没像有些家长那样操着心“走后门”，而是“听之任之”。不过，母亲终于还是为我求了一次人。看到身怀六甲的儿媳妇为儿子调动工作而四处奔波，看到当了爸爸的儿子仍处于没有工作的困境中，她终于动了侧隐之心，委托邻居将儿子介绍到刚建立不久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母亲，儿子难为您了，您为了我而破例违心地走的这一次“关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人生最大的考验莫过于生死，而母亲一生中几经出生入死，都能以冷静、坦然、乐观的态度对待，从而一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解放前她和许多老革命一样，就不用说了，20世纪60年代初，她以乐观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与癌症作斗争，积极配合医生完成了治疗，而且经历了“文革”多年的身心摧残也没有复发，这使许多关心母亲的中央联络部的老同志对此都深为敬佩。

　　尤其是，母亲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少委屈和迫害，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悲观失望寻短见。她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党和人民会为她恢复名誉，她在给我的信中几次提到“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身处逆境中的人能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强啊！

　　母亲前年因严重的骨质疏松症造成了生活中很大的不便，并引发了一系列病变的恶性循环。自知年龄太大不好医治，一生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她看着老伴为侍候自己劳累得筋疲力尽，看着儿子媳妇为抢救自己而紧张万分，费尽心力，她曾恳切地表示“不如不救，何必给大家添那么些麻烦……”。这就是母亲的本色，一辈子为党为革命奉献，临终还在为亲人和子女着想，从来不曾把自己放在首位。

　　一个革命者毕生都是“党的人”，同时也是群众的一分子，也要过老百姓一样的生活，甚至可能长期都是默默无闻，平平淡淡。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革命者：在与法西斯恶魔斗争的危难时期，她以自己的满腔热忱投身其中，出生入死，激扬文字，宣传真理，鞭挞腐朽，描绘胜利的篇章鼓舞民众；在和平时期，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普通的家庭中则是一位好干部，一位好母亲。

　　平凡蕴育着伟大，我的母亲正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

　　2000年7月一稿，2012年2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