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谦夫人毕玲：为了地下工作 党命令我烫发(5)

   　解说：那天清晨，苏州河北岸还有隐约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不过走在晨光初现的街道上，毕玲没有丝毫的恐惧，她的内心充满了迎接胜利的喜悦。

　　毕玲：我们说天亮了，天要亮了，我就跑出去找我领导的分区委，要区委书记马上通知各个支部行动起来。因为我们组织一个全市性的，全上海各界的工人啊，教师啊，职员，学生是主体，就是民联保安队，就是上海民众联合保安队。

　　就保安队里有两种组织，一个叫纠察队，一个叫宣传队。报名的人在学生界就有四万，那么其中一万五千纠察队就很快就出来，在各工厂学校里面站岗，保护国家重要的财产。另外呢，一批人呢，已经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方，已经守着了。等解放军一进来，我们就陪着他们领路，去抓特务。解放军不熟悉上海市的路，我们就陪他们走巷道。

　　记者：您还记得当时解放军入城的时候，有入城式吗？

　　毕玲：有，我们列队欢迎，最后游行，下大雨，淋着雨游行，全市的游行。我们扎花车，车上都扎满了花、红旗，那些教师淋了雨也高兴。

　　解说：毕玲回忆说，早在解放军入城之前，朱德、毛泽东签署的《解放军入城布告》就已经由吴学谦和一个名叫于之的同学运进了上海城区。

　　毕玲：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汽车运出来的，运出来以后给我们地区分。我们那时候已经不是女中男中什么，是地区，我们一个学生系统为主的地区，我也领导教育所教师，工厂也领导，主要是学生，主要就是学生。那么我们把男学生组织在纠察队里，女学生组织在宣传队里。那么一到解放，解放军还没进来，满街都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扭秧歌，纠察队已经在工厂，敌人住着的地方，学校门口都站岗了。其实武器就是一个棍子，但是这个英勇状态很感动人的。

　　解说：此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从抗战初期重建地下党组织，经过11年的发展，到了1949年，上海的地下党员已经达到万人以上。

　　毕玲：我没想到，原来我们这孙悟空已经变成一万个小孙悟空了，光党员一万人。学生界的民联保安部纠察队有学生的，报名的四万人，光学生界的。纠察队在我这个地区，不是学生界，我们领导这地区出来是一万五千人的纠察队，保卫各种重要机构。所以我觉得群众能那么多出来，是怎么造成？这是一个结果，就是事物的结果是有它的过程，这过程就是11年来不断地执行我们这16字方针。

　　解说：虽然毕玲从1938年就投身革命，不过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家里一直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记者：解放之后，您的身份公开了，家里会很惊讶吗？

　　毕玲：我家里高兴死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了，我有小卧车了。家里人觉得开小卧车就是很少有的，我从区委到家里来开小卧车，里弄里都轰动了，原来老太太有个女儿是共产党做官的。后来我也注意了，老吴也关照，你不要开小卧车，乘公共汽车，不要惊动老百姓觉得你神气活现，所以后来我不乘了。

　　解说：此时的毕玲和吴学谦已经步入了大龄青年的行列，不过由于两个人工作繁忙，早年那个不到解放不结婚的约定，直到1951年才最终兑现。

　　毕玲：我到31岁（1951年）2月6号才结婚，结婚三天以后，吴学谦马上到北京去报到，就出国了，出国两年。所以等回来的时候，结婚时候回来，才生一个儿子，这儿子是抢救来的。以后他又忙了，一个礼拜几次出国，一个月一般有五六次出国，我呢每一个学期带着学生搞四清运动，这个年级完了，另一个年级。各个公社跑腿，穿着解放军棉袄，生了虱子，他是洋的，我是土的。

　　解说：光阴飞逝，匆匆而过，那一段隐秘战线的经历，对于毕玲来说，只是人生当中短暂的几年，然而这一段时光，甚至很多当年发生的细节，都长留在她的记忆深处，永难忘怀。

　　毕玲：我们经济困难呢，我们党费不是规定你多少钱多少钱，有多少给多少。我把金手镯、金戒指都变成钱捐给党了，家里问我哪去了，我说掉了。因为我家里娇生惯养没关系的，说了也不会骂我。那时候买不到大米，我们开会要吃饭，这个机关里面烧饭的同志啊，他说我不能做无米之炊，你给我弄点大米来，我就到家里米缸里偷一口袋，背出去，趁妈妈没看见，就偷了大米。

　　同志们聚在一起睡，被子不够，我家里有好几条被子，我就捧了被子，打个三轮车出去。有一个同志家里做手帕，高级手帕厂的老板，他就把这手帕问爸爸要了一大叠，一沓，一盒里面有好多，他拿了12盒。拿来以后交给党组织，在党内义卖，我也买了手绢，出多少钱不管了，多也好，少也好，拿了钱再去交党费。所以我们的党费很难说每月多少钱，有时候多的非常多。

      

　　

(责任编辑：曾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