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钟记忆中的中共四川省委

　　1935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在芦山县建立的省委是最早公开挂牌成立并以"中共四川省委"名命的中共四川省委。"自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后，许多地方党政工作干部积极努力发动群众，对当时红军之作战会合起其重要作用，尤以粮食之供给，表现成绩更大". 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共和国上将傅钟对当时省委开展工作的情况有着深刻的记忆。

　　成立四川省委

　　1935年11月，翻过夹金山南下的红军，右纵队由许世友、王建安同志率领，夺取天全县城后继续向荥经、汉源、泸定进攻，中纵队由王树声、李先念同志率领，于12日占领芦山县城后，乘胜向雅安、名山挺进，夺取了重镇百丈关；左纵队由陈海松同志率领，一部防守懋功、达维，主力则扑向川西的大邑、邛崃。此时，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叩响"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的大门！但是随后，部队在百丈关与超过自己十几倍的敌人苦战七天七夜，受到了严重损失。从此，全军转入防御作战，面临敌人的重兵进攻。这时，芦山县城居于中心位置，成了南下红军指挥机关和临时建立的四川省委、省苏维埃的所在地。

　　芦山县城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史籍记载由三国时的蜀国大将姜维设置。城当中建有纪念他的"姜公庙",北街上还有座纪念他的妹妹的"县主庙",县衙门也在北街，省苏维埃各机关住在了里边。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北街的"县主庙"里，方面军的工农剧社在南街的东狱庙里；四川省委、保卫局、芦山县委、红军招待所、红军医院、红三十军政治部等单位分别在西街和东街的几处大院子里。县城改称芦阳市，整个城区由芦阳市委和市苏维埃管理，设立了工农医药社、工农完小、识字班以及面馆、盐店等等。一时之间，芦山县城成了个十分热闹的红军重镇。

　　傅钟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随朱德、刘伯承、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住在城外十多里的任家坝，但天天要骑马到城里工作。驻芦山城里的四川省委，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建立的最后一个省委。最早的一个，是1933年在通南巴建立的川陕省委，1935年春天长征以来，在阿坝改成了川康省委，仍由周纯全任省委书记。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擅自率军南下之后，在金川（绥靖）建立了大金省委，周纯全任省委书记。这个省委一直坚持工作到1936年7月。

　　在芦山成立的四川省委，统一领导先后建立的天全、宝兴、芦山、雅安、太平、荥经等六个县委。各县委的工作人员是由部队的地方工作部和政治机关派出来的。他们广泛宣传党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发动劳苦群众组织起工会、农会和妇女、青年、儿童等革命团体，建立区、县游击队，平分土地，推倒地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成立村、乡、区、县苏维埃，并在群众斗争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发展党的工作。而这一切活动的中心所在，是动员、组织群众参加红军和运粮食送弹药，抬担架，支援红军作战。南下红军正是依靠这个新苏区的万千群众，度过了严冬，坚守了阵地达四个来月。

　　领导地方工作，红四方面军最有经验的要数吴永康。他入党多年，曾在东京攻读经济学，川陕省委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靠他主持的，但这时他留在了大金省委。和傅钟在这里一起工作的尚有红四方面军地方工作部的部长李中权和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台、原川陕省苏维埃保卫局长李维海，他们分别担任了天全、芦山、宝兴县委书记。在省委和各县委里，更多的是一方面军的同志：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长、政治部主任朱明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长，王泉媛担任了省委妇女部长。还有刘少文、赖毅、方强、杨梅生、张令彬等同志。四川省委、省苏维埃能在艰难困苦当中完成任务，和一、四方面军地方干部的优良作风与出色的工作分不开。

　　唯一能够和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

　　"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缝隙，就照亮整个原野。"当时，就是靠简陋的组装电台使南下红军见到了党中央的真理之光。"南下以后行动和工作的中心是巩固部队",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徐向前等广大一、四方面军的心和党中央是息息相通的。南下战役开始后，刘伯承针对川西南的地形特点，为部队打好隘路战斗提出了19条计策，尤其是让部队把随地可以找到的麦秸、稻草掺上牛粪点燃做烟幕，为晴天掩护部队运动减少伤，起了很大作用。战役进行中，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及时调整部署；朱德更是积极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同指战员一起总结战斗经验，表扬模范战例，指明失策之处，具体指导部队提高战术水平。他们的活动，有力地稳定了部队思想和士气。在四川省委工作的每个同志，正是以他们为榜样，把为巩固和壮大红军而苦熬苦干看作是自己崇高的职责。这时大家对于唯一能够和党中央保持联系的无线电台，都极为关心并大力给予支持。部队打下的国民党飞机，落在芦山与雅安之间的飞仙关一带，电台负责人王子刚同志立即赶去拆卸飞机上的通讯器材，用来装备自己。这时的电台，不仅有许多部用于作战侦察和指挥作战，还有几部是专收国内外新闻的，并且有了一架崭新的大的收音机，徐向前同志也去听过。被张国焘关押在保卫局的廖承志、罗世文、朱光、徐一新同志，由于朱总司令的关怀已有一定自由，担负了抄收新闻的工作。他们都懂外语，水平最高的是廖承志，日、英、德、法语言都精通。所以油印的《红色战场》杂志上不仅刊登陕北"红色中华社"报道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的胜利消息，还刊登他们编辑的评述：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关于"陕北红军的发展有莫大势力"、"延安被共军围困五日"、"毛泽东、彭德怀二部仍盘踞于瓦窑堡"等惊骇叫喊中，透露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行踪。对于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火车站和北平的丰台火车站等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封锁的消息，都是廖承志他们从莫斯科、伯力广播的英语新闻中，东京广播的日语新闻中，西贡的法语、德语新闻中抄收翻译出来的。这些消息的传播，给部队进行政治时事教育，提供了生动材料，使张国的愚民政策受到有力的冲击。凡是电台乃至白区报纸上的国内外新闻，在省委机关干部中仍是"不翼而飞"的。大家听得多了，眼界开阔了，对于北国山河遭受日军的蹂躏，北方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自然就产生强烈的共鸣，并进而想到自己的责任，更愿听从党中央的召唤。

　　首先引起深刻反响的，是党中央提出并阐明"抗日反蒋"方针的两个宣言。一个是中共中央发出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的宣言；一个是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署名的《抗日救国宣言》。许多同志在想，党中央已把"抗日"摆在了"反蒋"的前面，指出这是"全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还批驳了"先反蒋后抗日"口号的错误，真是一个重大变化。四方面军长征以来，沿途留下了许多写的、石刻的抗日救国标语："消灭阻止红军抗日的国民党军阀""红军决死消灭刘湘，为的是不亡四川，不愿咱们弟兄当亡国奴""蒋介石把中国出卖了一大半，要不当亡国奴，只有打蒋介石！"等等。现在的战斗口号明确改为"抗日反蒋",显然是随着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形成和发展在战略方针上作出的调整。大家心领神会，促使张国焘一改阻挠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同意了组织显示统战精神的"抗日救国军",并设立抗日救国会。

　　抗日反蒋的宣传

　　抗日救国会以在四川有广泛影响的王维舟任总指挥，红一方面军的杨梅生任参谋长，方强任秘书长，总指挥部设在芦山的天主教堂，并于1935年12月在此举行了成立大会。到12月下旬，四川省委召集各县委书记开会作出的《决定》，把解决"抗日反蒋运动在赤区的组织问题"列为首要任务，指明各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少先队等团体，均加入人民抗日救国大同盟",还立即用木版刻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苏区军民中广为散发。

　　11月底，国民党军队攻占了荥经、汉源，我军撤到天全一线防御，芦山县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但省委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对白军的宣传工作，仍然搞得十分活跃。各部宣传队和总部的花队，在临大路的石壁上，旧石碑上凿刻了许多醒目的标语："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反蒋的主张，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战斗！""中国快要亡了，中国人不打中国抗日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反蒋协定，救国救民！""不愿当亡国奴的任何武装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有的部队还组织战士找木板或竹片在上面写上标语或红军的胜利消息，涂上桐油，放入河道、溪流里，让它漂到下游（俗称"水电报"）给白军和白区群众看。

　　为了使党中央的精神深入人心，李伯钊等同志领导的剧团，编了许多歌曲到部队教唱还编了新的唱词、小曲在街头、阵地演出。有一首《抗日反蒋歌》老人、小孩都唱得下："可恨日本好野心，独占我东三省，东北被他占尽匪首蒋贼真狠心，不打日本打红军，专门屠杀我穷人中国人民快觉醒，一致团结来革命，努力向前进！抗日反蒋最迫切，驱逐日本把蒋灭，独立我中国".流传广的还有个《拿把小胡琴》，是向白军和白军家属作宣传的，情深意切，很感动人："白军弟兄们你们的家中住下日本军，你们老小姐妹们，遭蹂躏，被欺侮，你们心何忍？工农都是一家人，你们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你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当了亡国奴，被日本侵略军来欺侮，当牛做马不做人！弟兄们！大家快来，联合一条心，一同去打日本兵。"在芦山城里，到处可以听到剧社的同志演唱这首歌。后来从俘虏中得知，这些歌子他们在战壕里听到过，有的人还会唱了。

　　向群众和白军传播抗日救国思想，首先对指战员自身在多方面引起了深刻反响。人们自然会想：北平、天津都驻了日本兵，民族灾难更深重了红军要抗日上前线该往哪里走？是不言自明的。这种思想越明确，张国焘逆人心所向而动的"路线"也就越加准以为继。到了1936年1月下旬的任家坝会议上，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川西南不是久留之地；对党中央提出的：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等重要方针，表示"原则同意".

　　北上抗日

　　党中央对南下红军的关怀，最大最重要的，莫过于及时电告了中央政治局的瓦窑堡会议决议。芦山任家坝会议就是为传达、讨论这个会议决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决定的军事战略提出：红军总的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红军要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锋队和全国抗日军队的模范。具体部署是："陕北的一方面军向东、向北发展，准备（1936年）下半年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境内直接对日军作战；南方的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对于牵制并削弱国民党军队阻拦红军对日作战，有很大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的指挥之".决定中还细述了战略防御时和战略进攻时的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及一般原则，使到会同志大开脑筋。但相比之下更为大家所注目和议论热烈的，还是党中央对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重大战略作用的肯定，显示出党中央统览全局的政治远见，维护党的统一原则的坚定立场，实事求是的布尔什维克态度，使同志们深受教育，并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所以决定里虽然没有提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计划，但一方面军那种准备要直接对日作战的凛然正气和一往无前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创精神，却令大家十分钦佩和向往。因此会上形成的人心向北、人心思归党中央的局面，使张国焘的反党气焰不能不有所收敛，他对党中央深怀敌意的嘲讽与挑拨离间，也丧失了市场。

　　任家坝会议后第二天，是上海"一二八抗战"四周年，部队在举行纪念活动中进行抗日反蒋教育。张国焘到芦山县城召开各机关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人们从中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日益严重，平、津等城市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向广大农村发展陕北红军有了一二十个县的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黔西打垮了敌人好几个师，正在毕节、大定一带建立根据地。目前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是："联合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今后不再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要以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资本家"等等。在艰难困苦中英勇战斗的骨干们知道了这些情况是感到非常新鲜和振奋的。

　　自1936年1月中旬在芦山县大板桥村开过四川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各县苏维埃政府为完成扩大红军六个团的任务，用尽了力气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这里的人口有限。芦山县的户籍簿上缺两个不到3万人，最大的天全县也不过8.9万人。所以除了开始自动参军和支前的，再难动员出青壮年了。任家坝会议后，四川省委为了调动群众的革命热忱决定开展重新分配土地的"十日运动",为此，编写了《对工农群众的五分钟讲话材料》发给各县，并和省苏维埃联合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改变原来"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采用"提取地主阶级土地来分给劳苦工农"的口号，对富农耕种的土地和财产，概不没收。要求各级干部做到"三不要""四反对""分田后发给群众分田证",召开群众大会庆贺分田胜利，同时进行春耕生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这期间，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已决定回师道孚一带休整部队，省委中心工作随即转到组织群众由飞仙关到夹金山下最远至懋功新街子的运粮任务。运粮的可以得到一定报酬，男女劳力都愿参加。他们从芦山出发的，头天住灵关，二天歇宝兴？？顶寒风，翻雪山，忍饥饿，耐劳苦，一站接一站，为部队北进备下粮秣。在总部机关纪念二七罢工十三周年的会上，徐向前同志明确提出北进准备工作的具体要求之后，人们开始装米袋子、打草鞋、搞脚码子、缝制避寒的棕背心？？有条不紊地迎接新的出征。四川省委、省苏维埃也着手收拢工作，人员逐步归队回原建制。

　　1936年2月，红军结束了南下的历史，离开了芦山，北上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