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文革”中毛泽东要求救他一命也不管用

李达年轻时

      1953年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治校期间拨乱反正，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然而“文革”来临，这位红色教授因为正直和耿介受迫害致死。

　　公开质疑“教育革命”

　　63岁的李达来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李达1953年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正在发动一连串批判和斗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

　　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和武大出现了一个极‘左’路线，而李达的思想体系跟这个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学，都得实话实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对教育破坏极大，李达极力反对。”

　　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但是，武汉大学的经验却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毛泽东视察武大时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却开始痛苦地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开反对。

　　1961年，李达终于找到机会发言。会议上，他指斥这一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

　　但是，李达在整风运动中措辞激烈的讲话，也得罪了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埋下了后来在“文革”中被整的祸根。

　　向毛主席求救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将书籍、衣物搬去，但李达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大祸就要降临。他赶回武大其实是“自投罗网”。

　　到了4月份，氛围越来越不对劲，李达担心又有政治运动来临，决定全家离汉去京，却得不到允许。接着李达发现自己已被软禁起来。

　　其时，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后，武大紧跟步伐，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

　　李达经受来自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批斗后，心里愈加愤怒。对生活秘书刘长森说：“我是叛徒，叛的是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此后便很少说话。

　　据李达之妻石曼华回忆，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不由产生一线希望。

　　他终于写了一封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他要石曼华送到毛泽东住处东湖客舍。

　　石曼华无奈，“我不能送，我出门都有人跟着。”

　　思考再三，李达要秘书刘长森马上送出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但刘长森一出门就交给武大工作队了。工作队拆开信件看完，因是写给毛主席的信，也不敢扣押。他们商量对策，直到7月29日，工作队才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其实，毛泽东已于7月18日晨离汉回京。就在头天晚上，当时的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一举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直到8月10日，毛泽东才看到一张条子：“李达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泽东看到的只是一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当即用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历史的荒诞是，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众组织的冲击，从此自己身系冤狱近8年。

　　后来李达的惨死说明，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还是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都没有传达下去，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

　　请求当俘虏对待

　　进入7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批斗广播从不间断;住所外被一批一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高叫“打倒李达”，还有曾受过李达批评的邻居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来，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

　　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药也停止供应。

　　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8月上旬，他感到极度虚弱。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

　　8月13日凌晨5时，石曼华听到一阵响动，她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

　　上午9时，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却遭到工作队拒绝。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曾对石曼华说：如果病好，就一起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见毛主席，向他告状。他最后一次向工作队请求去医院治疗，仍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他嘱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之意)住进普通病房。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25日，遗体被火化。

　　之后，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生活，石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李达死后30年，根据中组部的指示，骨灰才从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