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梁思成还活着

　　
筒子楼

        虽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国内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垃圾就开始出现了，不过以我现在的观点，能在那个时代从事建筑设计，至少比今天的同行还是幸运的多。我们一点也不难从大城市里找到一些诞生在那个时期的标志性建筑，虽然有些苏联范儿，也得承认它与国内的整个环境结合得还算和谐。

　　北京的那些军事博物馆北京展览馆之类的就不用提了，就拿各地方来说，都立着一些至今仍然相当有气场的“老莫式”红体建筑——如果它们还完整地保留下来的话。设身处地为那些建筑师们着想，会发现在当时的政治高压气候下，仍然找到了一种土洋结合的建筑语言，并且用时间来证明了它们是经典，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这是新中国唯一值得向他们致敬的一代。中国建筑的真正恶梦，是从中苏交恶后的60年代开始的，即使到了如今这个最多元化的时期，恶梦也没有结束。

　　说说我生活过的最具体的环境吧，这可能比较能说明问题。我曾经最喜欢的“大院式”建筑，首推那个大礼堂。相信同一时代的中国人可能都有这种“礼堂情结”。那个礼堂需要先毕恭毕敬地走上几级台阶，才可到达它的大厅。它无一例外地有几根巨大的圆柱以示某种权威性。穿过大厅进入会场中心，除了有略显欧化的舞台和猩红的幕布，头顶上还有雕花的隔板。以当时艰苦的条件，实在无法想象建筑者还能赋予它这样的雅兴。对了，在前厅的两侧还有俱乐部，两边有楼梯，上到二楼是阅览室。一直到上个八十年代，这里还在发挥着作用，它被改造成了舞厅供人们跳刚刚兴起的交际舞和迪斯科。除了礼堂，医院的行政大楼和门诊部都有特别的气质，它总是很容易让人同时产生敬畏感与亲和力。而这两样东西，在今天的怪物式建筑里你是很难见到的。

　　筒子楼从美学上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地方，不过能把居住与社交功能巧妙地融为一体，它还是占着份头功。

　　像这样的建筑，在旧桂林的其它大院里也随处可见。它们分散在各个高墙后面，低调而隐诲，你从这个看似荒芜衰败落叶纷飞的城市中心往前走，不会意识到有那么多的建筑惊喜，就藏在身边的那些“单位”里。当然，街面上也有些更老派的建筑仍然支撑着城市的骨架，像四方王城就不用说了，十字街口的那个桂剧院，其清雅之气怎是现今对面那个傻大笨粗的微笑堂可比。

　　前年我在瑞士卢加诺郊区的一个厂宿舍区，也看到了一排排的筒子楼或者说大板房，感觉非常亲切，它的结构与色彩都与50年代的中国制造如出一辙，同样地用冬青围成绿篱，铁网划地为牢，就连地上种的草也仿佛是给高音喇叭唱蔫了。

　　陪同我们的导游看我对这种楼好奇，有些不理解。他认为这楼确实不够好看，它们大多是二战后建的，那会大家都在过紧日子，想把楼再盖得跟中世纪一样考究是不太可能了，原则上尽量从简，于是这样低成本的筒子楼就兴起了，不光是瑞士有，欧洲很多国家都盖过。他还说，虽然这房建的不好看，但也没必要拆除，毕竟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东西，从建筑史上仍然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1955年梁思成在学术观被彻底否决后的那个痛苦，看来瑞士人也经历过，但是人家终于以历史观来化解了这个心结。假如梁思成活到现在，他看到我们正以触犯神灵般的勇气抹去历史，将恶俗的“大裤衩”、“大夜壶”以及种种土豪金帖满了神州，还会记得自己曾经努力坚持过的那个中国建筑学的“文法”理论，和各国各民族建筑之间的“可译性”吗?

　　我估计他只会发懵，接着后悔为什么不在半个世纪之前与新政权同流合污多造几幢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