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和解的最后尝试：苏共竭力寻找妥协也以失败告终

        1964年10月，在苏联发生了一起“宫廷”政变，其结果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被赶下台。政府把发生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情况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而官方的说法是愚弄人和难以令人满意的。全世界（包括苏联人民在内）听到精力充沛和积极活动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竟然因健康问题突然提出退休的消息，都感到十分惊讶，并认为这里面一定隐藏着极大的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所有特别关注莫斯科这一报道的国家之一。从1960年代开始的苏中矛盾，其尖锐化程度逐年加深，这种矛盾已经不仅局限在两党之间，而且发展到了两国国家关系方面。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以至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也已成为既成事实。中苏两党相互指责对方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

　　在这场激烈的宣传战中，中共方面长时间占据着优势，而苏共则处于防守的地位。由于习惯于“铁幕”下稳妥地保护苏联社会免受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莫斯科一直担心从东方积极发展起来的“革命思想”可能成为严重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苏联对中国挑衅性的扩大宣传的反应是迟缓的，而通常是以息事宁人的做法来代替引经据典的争论。

　　中共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

　　到1964年年中的时候，由于害怕“文化联系通道”被中国利用来反苏，苏联甚至被迫暂停同中国在人文方面的合作，以致对苏中的体育交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莫斯科起初的计划是完全中断这种联系，但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最终决定不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正如苏共中央委员会指出的那样，拒绝派遣体育代表团去中国，“可能被中国利用来指责我们破坏文化、体育和其他方面同中国的关系。近一段时期，中国方面并没有在这些领域采取断绝关系的任何措施。所以，我们的拒绝将会成为第一个行动”。然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1964年9月15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文化交流委员会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传达了一个口头声明，即苏联方面同意该委员会暂停在两国间的文化与科技方面的合作，并且把中国政治路线的改变作为恢复联系的主要条件。

　　非常特殊却也十分合乎逻辑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邀请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庆典。1964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中国领导人的邀请函。邀请函所附的说明是：苏联可以选择派遣“党政代表团或政府代表团或社会组织代表团”，也可以“完全不派遣代表团”。9月23日，在短暂的讨论之后，特别是在分析了赫鲁晓夫曾亲自率领代表团参加中国5周年和10周年庆典的背景，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派遣苏联代表去北京。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派遣的代表团，其等级将是最低的。

　　苏联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特别是新任领导人又是曾参与苏中争论并导致苏中关系迅速恶化的主要人物，因此这引起北京的严重关切是毫不奇怪的。

　　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S. V.  Cher-vonenko）向中共中央请求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近期关系的尖锐化，对于这样的请求可能要在大使馆里等上不止一天才能得到回答，而这次大使契尔沃年科声明，他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向中国领导人转达。结果是10月15日深夜至16日的凌晨，中共中央委员、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接待了大使及其随员大使馆一秘勃列日涅夫（A. A. Brezhnev )和三秘卡列诺维奇(1u. M. Galenovich )。契尔沃年科大使通报了10月16日苏联报纸将刊登苏共中央主席团有关解除赫鲁晓夫现任职务的决定，同时强调说：“苏联共产党在未来将坚定不移地遵循苏联共产党纲领，遵循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并在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基础上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按中苏争论的老套路，伍修权在回答中指出，中国对于苏共纲领和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表示任何态度，但北京将给出“合理的评价，如果苏联共产党能够从各方面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的革命精神与革命原则的话”。

　　按照契尔沃年科大使的说法，“伍修权的举动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在这次会谈之前就已经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我们所通报的实质内容”。尽管如此，北京对莫斯科通报的反应还是谨慎的。显而易见，中国领导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竭力想制定新的行动方针，并同时预测苏联外交政策可能的修正方向，特别是在苏中关系方面的修正。中国的传媒连续几个月实际上停止了反苏宣传，这就很说明问题。莫斯科发现，在中共领导人收到有关赫鲁晓夫下台的通报后，北京的广播取消了转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反苏信件，取而代之的是在节目中播出了塔斯社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决议。10月17日，中国报刊刊登了中国领导人给新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 1.  Brezhnev )和柯西金(A. N. Kosygin）的祝贺电，在此后的许多天里，苏联的所有问题全部从中国的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正如驻北京苏联大使馆在通报中指出的那样，在苏联领导人更换后连续10天里，“我们在中国报刊上和广播中没有找到任何评论性的反应……‘现代修正主义’的术语开始较少出现，虽然这一术语在翻译的报刊和转播的电台中保留下来”。

　　在这些天里，中国还非常关注其他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并分析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的观点。同时，北京对那些友好地赞成“流放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追随者的预言并不感兴趣，而对欧洲共产党代表的声明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W.  Gomulka)的发言—“苏联和中国以及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承担着最重大的责任”，意大利共产党新领导人隆哥（L. Longo)的声明—“当苏联同志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消除分歧时，我们立即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以及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公报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根据近来在苏联所发生的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做出了评价，都受到了中国的关注。

　　与此同时，在刚通报了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之后，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北京还是莫斯科，都把这次事件作为多少改善一下相互关系的现实可能性来对待。苏联在事实上竭力尽快消除一切有关改变自己外交方针的可能性的猜想，并在10月16日《真理报》上刊登题为《苏联共产党的列宁路线不可动摇》的社论，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也显示其对华关系方针的调整是从求和的愿望出发的。苏联从1964年10月中旬就开始停止了在报刊和电台上的反华宣传，苏联新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篇声明是10月19日在莫斯科会见宇航员时公布的，其目的是让中国领导人去考虑苏联政策的变化。除此之外，苏联还讨论了有关苏共准备推迟开始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即有关召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本来是要抵制中国共产党及其追随者的一项工作。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首先打破了此前苏中对话的沉默。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约见契尔沃年科（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因为几个月来同苏联大使交往的都是次要的中国领导人），周指出，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维护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并且希望在党和政府的方针上拓展同苏联共产党的联系。周恩来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派遣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建议。这就证明了中共开始希望修复同苏共的关系，而且这还是国务院总理专门所做的声明。周恩来对契尔沃年科说：“如果落实这个建议比较困难的话，那么中国方面将欢迎重要的苏联代表来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接触。”中国总理还指出，如果“苏共领导同志认为这两个建议都不合适，中共中央准备听从苏联方面的建议”。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大使馆本身对周恩来的建议充满怀疑，但中国这个重要倡议的报告还是立即送达了苏联领导人那里（确实是如此做的）。契尔沃年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总的政治方针，而有关北京特殊“战略策略”的言谈可能是中国为了加强自己在苏中争论中的地位。苏联大使馆建议只是在邀请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时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即便如此，也不要安排与中国代表团的任何可能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一般会议和会见。大使馆还坚决反对举行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的任何非公开方式的会见，担心这样做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额外的优待，而且将会引起“兄弟党不正确的理解”。②

　　然而，中国并没有等待莫斯科的回复，而决定掌握主动权。在第二天，即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召见苏联大使，指出中共中央决定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计划，即希望在十月革命47周年之际派遣中国代表团去莫斯科，国务院总理本人将会亲自率团前往，并建议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邀请除南斯拉夫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去莫斯科。当了解到周恩来（在“没有事先得到同意或向苏共解释一下意见”的情况下）已经向一系列“兄弟国家”的大使不仅转述了中共的计划，而且还委托他们立即通知本国领导人尽快汇集到莫斯科时，契尔沃年科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反感。中共的一位领导人解释说，采取这种灵活的政策是因为“离庆典的时间所剩无几”，而莫斯科对中国建议的答复至今还没有收到。

　　周恩来最后的说法是有切实依据的。苏联党政机构的运转一年比一年迟缓，本来在此情况下，苏联应该立即做出反应，但这样的机构运转往往停留在不断的同意、讨论、确认等上面，结果给自己造成了“障碍”。再加上当时由于将所有的力量都投人到向欧洲主要共产党解释赫鲁晓夫突然下台的原因，莫斯科“忽视”了中国方面的建议。这就导致了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与国内“信息交流不畅”的情况。契尔沃年科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他写道，大使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任何有关赫鲁晓夫被撤职后的情况的正式信息，到莫斯科出差的大使馆党组书A. A．勃列日涅夫在10月底回到北京，所传达的还是在同苏共中央机关和苏联外交部负责人非正式会谈时所得到的消息。而这些信息，中国的报刊已经从西方的大众传媒转载过来，并且还含有不少关于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细节方面的内容。

　　在此情况下，莫斯科做出的反应还是非常有效的。在同东方集团国家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后，苏联方面就在10月30日对中国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同时向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通报了自己的决定。苏联告诉中共领导人，赞同他们“逐步改善苏中关系”的意见，而对其他党的代表解释说，苏联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会议宣言及声明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性”。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对于邀请与苏联关系处于断交边缘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从苏阿关系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不可行的，而周恩来坚持不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团来莫斯科的请求也没有成功。

　　苏联甚至还竭力表明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来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在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前夕收到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命令指出，中国代表所参加的活动都“应该在友好和轻松的氛围中进行，以便让中国同志明确地感到我们准备同他们进行接触和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契尔沃年科甚至还建议在北京的隆重集会上发表一个一般性的声明，尽管不涉及讨论的问题，但其中必须强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政府非常渴望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兄弟般的友谊和全方位的合作”。

　　可是很快，一些情况就表明，实际上克服已经存在的分歧的希望与现实相距还是遥远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希望反而加强了双方的冲突：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过分地要求自己的伙伴重新调整政策，而且，主要的是，把此带人到两国领导人的行动中。相互指责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个方面的。批评中国行动的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以公开而不礼貌的甚至是侮辱性的方式谈论中共领袖毛泽东，并指责他“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也同样集中所有的火力直接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认为他是“当代修正主义”主要的传播者和苏中关系的矛盾制造者。由此，苏联新领导人的上台被北京满意地认为是中国的一个重大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中国领导人期望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将会回归到其还在50年代中期就偏离的“真正的马克思的道路”，同时也期望随着第一书记的替换，党的主要路线也将发生变化。

　　然而，北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那些继续在苏联掌权的人，其中包括米高扬（A.1. Mikoyan）和苏斯洛夫（M. A. Suslov )，不仅曾顺从地追随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而且非常不喜欢中国人的思想，同时他们还是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代表大会主要决议的设计者，甚至是苏共新纲领的设计者；即便是赫鲁晓夫所培养起来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强大阶层（在中国这些人被称为“苏联新的资产阶级”），也绝对不想牺牲世界革命所带来的特殊优惠的利益和现在安逸舒适的生活。1964年11月5日飞到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还不知道，苏联领导人将准备做出一些让步，但他们是否将做出妥协的决定是由中国方面的态度来决定的。

周恩来前往莫斯科会谈

　　确实，从北京方面传来的中国官方领导人有关和解的言论及做法都非常明白地告诉苏联，中国并不打算做出任何重大的妥协。正如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帕夫洛夫（S. P. Pavlov）向苏共中央提供的情报所说，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同这个组织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及苏联参加者谈话时指出，苏联的观点可能会改变，并坚定地重复说：中国共产党永远反对同苏联共产党公开论战。同时，他还明确地表示，中国的观点“非常清楚并不会改变，他们不打算在原则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在中国与十月革命有关的官方宣传中，仍然经常有这样的思想，即两国关系中的困难的产生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错误，这些问题应该由导致产生这些问题的人来消除；是否能促进改善两国关系，主要是中国将积极地继续利用有关“在苏联加强阶级斗争”的纲领，使同情中国革命的苏联民众抵抗已经资产阶级化了的国家领导人，等等。

　　如此来看，在莫斯科苏中谈判一开始就表现出双方都不愿采取妥协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这次莫斯科谈判是在庆典之后的11月8日立即举行的，持续到12日。谈判是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谈判一开始，中共代表就指出，苏共的主要路线是“赫鲁晓夫路线”，因此苏共应该拒绝这个路线，否则“中共的正确路线”如何能与苏共的“不正确路线”相提并论？在此情况下，如果不排除赫鲁晓夫路线，中共就不可能接受苏联关于停止公开辩论的建议，也看不到停止斗争的可能性。

　　不难猜想，中国代表团这种强迫苏联共产党否定其主要路线、类似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显然无法被苏联方面所接受。如果苏联方面同意了中国方面的一些意见，正式拒绝执行以前的政治路线，不仅不会给世界的共产党政治运动带来无法补救的损失，相反只会证实中共的权威。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矛盾，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试图暗示自己的中国同事，苏共“即使不同意其中的许多问题”，也不准备谈论“有关重新修订苏共的领导方针”，并且说“如果每个代表团都提出要重新修订党的主要路线方针，那么谈判可能就会走入死胡同”。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主要的任务是在现有分歧的条件下，首先是使双方关系正常化，同时创造条件来进行正常的、平心静气的讨论，以解决所争论的原则问题。

　　这种态度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苏联准备承认早先在苏中关系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同时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被废黜的赫鲁晓夫身上。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苏联历史上不止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勃列日涅夫曾公开承认：“虽然苏共的原则方针在同中共的争论中曾经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正确的，但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言论和行为给我们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健康的因素……赫鲁晓夫同志的退职在很大程度上使苏中关系的不协调因素消除了。这件事情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都减轻了负担”。然而，中共代表团不想朝这个方向走，而要求苏共领导人实际上是“无条件投降”。

　　有关起草委员会的问题是谈判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中国代表团坚定地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参加12月15日召开的委员会的工作。苏共领导人在回答中强调指出，关于召开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是61个兄弟党会议的意志的反映，苏共绝对不“坚持”12月15日这个日期，而如果中共在原则上同意参加，共同努力克服兄弟党的分歧，那么苏联将准备讨论任何有关召开委员会的日期的建议，其中包括中国代表的提议。

　　在谈判过程中，中共代表团不止一次地企图利用个别苏联领导人未经思考的声明作为例证，来说明苏联的政策停留在“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时代”。例如，在讨论过程中，米高扬在回答周恩来有关苏共停留在“赫鲁晓夫的命令”的影响下的看法时说，“至于涉及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同赫鲁晓夫同志不存在分歧，或者说，就此问题的意见在口径上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团立刻开始利用这些发言，指出在此情况下他们不期望改善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并看不到继续谈判的基础。

　　发生于11月7日克里姆林宫隆重的招待会上的事件引起了中国方面更大的愤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R. Ia. Malinovskii )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实际上是建议周恩来在中国对毛泽东进行就像在苏联对赫鲁晓夫所做的一样的“手术”：“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了，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人来干扰我们的关系，不要任何毛和赫鲁晓夫之类的人来阻碍我们”。当然，元帅这个完全不清醒的说法（正如俄语中的俗语所说“如果大脑混乱，那么说出的话就如同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仅仅是口头上的表达，而这个意识在很多苏联和中国政治家的头脑中都是存在的。他们认为赫鲁晓夫和毛应该对苏中关系的恶化负主要责任，同时还认为，一旦这两位领导人走下政治舞台，苏中关系就有改善的可能。然而，元帅如此大声地在很多人（其中有西方外交官）在场的情况下，在大厅里说出这样的话，当然会引起重大反响。中国代表异常尖锐地反对这种没有分寸的—如“号召推翻毛泽东”—说法，并指责苏联领导人说，这个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共中央的观点。这样，苏联代表团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因为在谈判过程中马利诺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被提及），这种缺乏深思熟虑的声明无论如何也不能反映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而马利诺夫斯基也亲自“为自己不正确的表达道歉了”。

　　谈判到最后总算有了比较平静的气氛。特别是最后一天，11月12日，当时双方在互相尊重的氛围中互致客气的话语和表达了互信。中国代表在得知苏联方面关于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决议是按中国代表团要求的通报后，指出中共中央将严格遵守其可信性和秘密性。在此，周恩来指出，“相互信任，这是我们所必须的最低限度”。之后他又重复了毛泽东的话“我们的争吵是暂时的现象，而我们的团结将是永恒的”。这是1964年秋天毛泽东对在中国的苏共中央代表团领导格里申（V. V. Grishin )说的。

　　苏共代表团提出了建议：举行两党和两国高级别代表的会见（或是在莫斯科，或是在北京，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如同中国方面提出的如此进行准备的建议一样—来交换有关一系列问题的意见，并逐步向前推进，恢复我们双方的信任，加强苏共与中共、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团结。周恩来对此回复时表示，苏共中央的建议将转达给中共中央，同时指出，双方必须付出努力，为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新的环境，寻找新的途径。周恩来说：“如果你们什么时候认为这样会见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就提出讨论内容及如何讨论的具体方案。”在最后，他甚至还说了，最好是两党关起门来进行磋商。

　　如此平静地结束谈判首先被解释为，双方都已经弄明白了对方的观点和态度，并认为不再需要更多的“伤筋动骨”的无益讨论。莫斯科认为，“中国领导人把这些接触看作‘对敌侦查’的方式，借助这种方式，他们企图试探我们维护苏共方针原则的耐心”。由此，使苏联领导人形成的看法是，排除了不少错觉的中共领导人将更加认真利用由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所建立起来的实现正常化的客观和先决条件。按照克里姆林宫的看法，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议能够使中共走得与苏共更近，而不丢掉其威信。

　　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成员对以后事情的进程是否按照这个程序持怀疑态度。从各个方面汇聚到克里姆林宫的信息给了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苏联对北京在原则问题上走得与苏共更近产生了怀疑。首先，这是从在苏联的中国公民（首先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行为中发现的。如果说，他们在1964年10月以前还基本上不对苏联所发生的政治变动进行评论，那么，到了11月，他们讨论有关问题的积极性开始明显地提高了。正如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所报告的那样，中国的大学生开始比较频繁地参与同苏联人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话题，甚至还就此问题“强迫他们来讨论”。在这些争论中，中国人所运用的主要论点完全是简单轻率的预言：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中国发展，而修正主义在苏联兴起并同帝国主义妥协；赫鲁晓夫因修正主义而倒台，时间将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赫鲁晓夫下台正好赶上了中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原子弹试爆成功（苏联和美国试图干涉原子弹的研制，但没有成功），所以现在中国人在任何场合下都会自豪地重复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将压倒西风”。

　　特别引起苏联领导人不快的事实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批评越来越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界限，而开始包含了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格勃的报告指出，中国人说苏联居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现在的特权阶层是“苏联新的资产阶级”，“谩骂苏联的现实、允许对我们的出版物的诽谤性抨击—这明显地歪曲了一切，《真理报》早已经停止谈真理了等等”。考虑到这个事实，苏联非常清楚中国公民在苏联的活动是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协调合作并在其严格监控之下的，由此可以不必怀疑，中国领导人的正式意见是通过大学生来进行传播。

　　这些说法在苏共与中共11月的莫斯科谈判宣布竭力寻找妥协没有成功后更加突出，而且是由中共代表团成员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公民的。11月13日早晨，周恩来和中国外交部助理乔冠华在中国大使馆对他们发表了演说。据参加会见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说，周恩来指示他们“要积极地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因为修正主义者要顽固到底……并认为走赫鲁晓夫式的死胡同的道路比较好”。乔冠华的讲话更加激烈，他说：“全世界受压迫而想革命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同修正主义者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次苏联之行引起我们强烈愤慨，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方针。他们在总理面前拒绝了一切，竭力挑起争端，采取带有侮辱性的做法，不顾来自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决定把死胡同走到底。他们的日子不长了，赫鲁晓夫统治了12年，而他们，最多也就撑个3年，将走下历史舞台。他们的命运将比赫鲁晓夫更加悲惨。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希望恢复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友谊。人民非常高兴总理的到来，人民为我们两党的谈判结果而担忧，为我们的友谊而担心。然而，人民的领导者集团却与人民意愿背道而驰。”

　　中国公民谈话的语调在这些讲话之后发生变化是不值得奇怪的。苏联安全机关遗憾地确定了苏联与中国大学生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关系这一事实，并且中国的大学生开始公开说：“苏联领导人非常坏，他们不想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可以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相对比，因为这种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等等。得到“第一手”关于在莫斯科谈判的情报后（要考虑到这是被更改的符合中国领导人需求的情报），中国公民在其苏联伙伴面前拥有了不容置疑的优先发言权，这是因为他的伙伴苏联人只能被迫处于接受要么是传闻，要么是绝对空泛的官方刊物的声明的地位。

苏共的继续努力及其结果

　　11月14日为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问题。代表团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所有留在国内的中国领导人的迎接。很明显，这是在向中国人和全世界证实中国赞成其代表在莫斯科谈判中所持的那种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另外还有，这也会自然而然引起别人来进行类比：正是这样的行程和这样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周恩来飞抵机场，毛泽东去机场迎接），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出现了苏中的公开分歧后而提前回到了中国。

　　一周后，即11月21日，北京刊出了《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这成为苏中辩论尖锐化阶段开始的一个明显标志。文章确信，苏共领导人指责赫鲁晓夫对中国关系的个人行为的目的仍然是继续坚持以前的观点，并不打算拒绝近期党代会的任何决议和苏共新纲领。从10月14日之后，中国事实上第一次把批评的火力猛烈地集中到苏联新领导身上。按照这篇文章作者的观点来看，苏联新领导人成为破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纲领的继承者，如果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则必然走向灭亡。这篇文章甚至还向世界表明，克服两党分歧没有成功。勃涅日列夫紧跟着对这些说法做出了回应：“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把我们的党和人民从既定的历史道路上拉回去。”在中国又一次举起了自己的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内部已经蜕化为修正主义的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质的论题的盾牌。

　　然而，苏联没有放弃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希望。因此，莫斯科经常礼貌而尊重地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一些新的倡议，如举行组织高级别的会晤。苏联，正如所应允的那样，把起草委员会会议的会期从1964年12月巧日改为第二年的春天。勃涅日列夫在12月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致以生日问候，虽然这不是一个纪念日（1964年12月26日这位中共主席年满71岁），而与此相类似的事情是，在苏中关系开始冷却时，苏联驻北京大使受托转达了口头形式的祝贺。1965年初，契尔沃年科大使被从北京召回，按照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是因为契尔沃年科不能促进莫斯科试图修复同北京的建设性对话。

　　1964年底，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为中央主席团会议准备了研究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建议者认为，中国领导人没有力求利用新的条件来改善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即使“在国家层面上关系正常化方针和逐步调整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显而易见是体现当前我们对中国政策的主要方针”。对外政策委员会建议，在最近的5 -7个月期间内实行一系列措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逐步缓和同中共的关系并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在实施这些措施时，建议不要集中关注这样一些问题，即那些能使分歧特别尖锐化的问题；而要强调为和平而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任务；要表现出把注意力转向主动改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合作，以使两国政府关系正常化为目的的问题上来，同时，应就这些问题逐个地提出具体建议。

　　起草者（苏斯洛夫是主要执笔人）所设计的这些文献包含下列内容：如果中共领导人接受苏联的建议，将有利于两国和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如果这些建议被否决，中国领导人将在所有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表明，他们将为分歧和加大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负责。由于表现出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主动性，因此，莫斯科首先试图向反对者表现出苏共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决心，同时加强自己同那些努力发挥其“第三法庭”作用，或者成为苏中争论“调解员”的共产党的观点（例如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一致性。

　　与其同时，非常明显的是，1965年1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赞同的上述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宣传的性质，而这个文献未必能有很大的实际影响。由于在北京反苏情绪高涨的条件下出现的所有新的变化，对外政策委员会关于互派议会代表团、扩大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或者迅速增加两国商品贸易量的建议，看起来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日益发展的紧张状况。然而，中国早已增加了新的斗争方式（刊登反苏的文章和讲话，翻印有关来自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相类似的内容的资料和其他文献，中国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分裂活动，等等），中国领导人开始公开号召推翻“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按北京所申明的那样，只有无条件地接受这些要求才能够成为今后谈判的基础。

　　中苏边境争端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苏联克格勃的通报，在1964年10月1日至1965年4月1日这段时间，进人苏联领土的有36起144个中国公民（其中有66名现役军人），而仅仅在1965年4月前半月这样的越境记录有12起，共有517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参与（其中有21名现役军人）。中国有关边境问题的发言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敌对的攻击开始占主要部分，对苏联边防军人的态度是公开的侮辱和不礼貌的行动；其次，如果说以前两国边境代表在谈判中，中国边防军人还主动要求对方不要让中国公民到苏联领土上去，而现在苏联边防总队总是有错的，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在岛屿地区巡查边境”。总之是他们位于被沙皇俄国所侵占去的“中国的领土上”，而“修正主义的”苏联政府不想把这些领土归还给社会主义中国。

　　中国在1965年初继续试图贯彻的方针是把“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持真诚友好态度”的苏联人民与苏联党政领导人对立起来，按照北京的说法，是以此来结束苏中之间的分歧。甚至，在中国的一些国家大使馆代表（尼泊尔、肯尼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注意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在会见1965年2月到达中国的、参加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周年庆典的苏联社会代表团时，出现了大量普通的中国公民，而同时，到达中国的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官方代表团却被置于冷淡境地，没有任何中国社会代表参加会见。按照所有独立的观察家的看法，中国是要再一次表明“继续把苏联人民大众和苏联领导人区分开”的意图。

　　可以设想，中国本身在某一时刻也对他们的说法信以为真，即推翻赫鲁晓夫是中国共产党不寻常的功劳，是苏联人民对来自中国号召的感应。相应的，中国有段时间仍然相信，“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也将被卷入“人民愤怒的狂潮”，由此最终掌握苏联政权的将是赞同中共领导人看法的人。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与苏联人交谈时经常强调“不好的”苏联政府和“很好”的苏联人民之间的不同，同时证明在苏联存在与中国奔向共产主义道路共鸣的政治力量，还预言勃涅日列夫政府很快就会垮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论调在中国消失了，因为苏联成为“修正主义的堡垒”，但在1965年初中国领导人确实认为近期苏联政治精英有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在进行这些宣传大战的时间里，北京没有注意到个别苏联领导人主动寻找两党、两国之间的结合点的努力，也就是说没有注意到苏联方面打算做出的让步。这些努力首先是同新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相联系的。就是他坚持准备由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出信件，建议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会晤，而这个会晤应该在1965年3月1日之前举行（这一天是被推迟了的起草委员会会期）。稍后，他还建议完全放弃这个起草委员会，并声明说：“这对我们的威信没有任何打击，我们在党内期待真正的联系”，并且总的来说，应该“取消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桎梏”。这一首创精神随着驻中国大使的撤换而从柯西金那里消失了（在朝鲜也同样如此）。

　　然而，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处于少数派。如果说在1965年1月初还有基里连科（A. P. Kirilenko )、谢列宾（A. N. She-lepin）等人在中国问题上支持他，而苏联领导层的大多数成员持不确定的态度，那么此后的情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柯西金关于“通过谈判实现妥协”的主张在苏斯洛夫、米高扬、波德戈尔内（N. V.  Podgornyi)和谢列斯特(P. E. Shelest）那里引起了非常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要求是（苏联）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部长会议主席所有的其他建议都淹没在各种各样反对者的声音里，在这种声音里，主要重复的语句是“问题似乎涉及我们的威信”、“可能会招来侮辱”等。苏联领导人所做的最大的让步是允许柯西金在访问越南途中在北京做短暂停留，与周恩来进行会晤并把起草委员会更名为协商会议。然而事情的实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1964年底和1965年初的事件真切地表明，两党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其中之一的“分歧的制造者”走下政治舞台都没有能带来所期望的苏中关系的变化，结果是双方关系继续恶化，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引起党的关系完全破裂。苏中两党没有能利用最后一次出现的政治机会实现和解，当他们再次走到一起时，已经过去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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