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与毛泽东在苏维埃

　　自1930年起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与毛泽东、邓小平交往频繁，关系密切。曾山在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上，不遗余力地支持毛泽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实行，扭转了危局。毛泽东生前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在中央苏区，很多地方得益于曾山的帮助。”

　　英雄所见年初，赣西南苏区所属34个县的土地革命，竟由原来的正确方向朝着错误方面转变，最主要的是来自党内的不同意见。代表人物为特委常委、党团书记李文林与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他们出于对中央规定的分田政策的理解，才不赞同“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在分田的方法上，他们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理由是，如果按人口平均分配，不仅可能导致农业减产，而且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主张实行中央的“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共耕制”，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时任赣西南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对苏区土地分配的这种现状感到焦虑。为要找到问题的实质，他来到吉安延福区进行调查。

　　延福区有12个乡，曾在1929年9月和1930年初两次分田，后一次的做法推翻了前一回的规定，一反一复，很能说明问题。曾山了解到，前次分田是所有土地没收，重新分配，而这回只没收地主的田地，富农和自耕农以原耕为基础，根据数量抽多补少。结果，调出的都是冲田、冷浆田，形成了出的不肯出肥，进的不愿接瘦，许多农民有意见。第二，也是最棘手的。到底按什么标准分田？1929年9月按人口平分，贫雇农都很欢迎，就是家里劳力多的不满意。现在转过来按劳动力分配，多数人哇哇叫了。

　　“这样下去不行，得赶紧报告毛书记。”曾山回到富田陂下机关驻地，立即致信毛泽东，曾在信上写到了李文林、江汉波在政权建设、土地分配、攻打吉安等问题上与特委有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党内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处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毛泽东阅后大为惊讶，说：“这样下去还行？我们一定解决这些问题。”

　　1926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及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陂头举行了对赣西南苏区影响至巨的联席会议。与会代表39人，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应邀出席。急切希望解决问题的曾山，在见到毛泽东前，一直忐忑不安，顾虑会议不能解决问题，只是徒然争论一场。

　　会议开始后，刘士奇头一个发言，把问题摊到桌面上，接着发言的是曾山。

　　曾山的语调并不激烈，提出的问题却很尖锐，把江汉波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取消土地革命和延宕攻打吉安两个方面。

　　岁出头，洋溢着革命热情的江汉波，站起来慷慨陈词，针对曾山、刘士奇的批评给以反击。前委书记毛泽东出场了。他声调中含有威慑的分量：“我看赣西南党内有一种严重的危机，这就是地主富农充塞着各级党和苏维埃的指导机关，致使党的政策逐渐转向机会主义。这种情况须彻底改变。要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如此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

　　与会的代表，特别是李文林、曾炳春，岂不知道“反富农路线”是中央布置下来的政治斗争？他们都明白自己的家庭出身，他们最怕的是卷入“富农路线”的政治漩涡，这种时候自然心有所悸。

　　毛泽东针对性很强地讲下去：“现时民权革命阶段中，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实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有力措施，广大群众也有这样的迫切要求。我们有的同志却做了群众的尾巴，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利用，作了阻碍农民斗争的工具。当着阶级对垒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争取广大的群众。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喊出‘快分、平分’的两个口号！”

　　毛泽东一气说完，显示出对分田方针的深思熟虑。这时候的曾山，内心漾起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由衷地钦佩毛泽东在排难息争方面无人可及的政治魄力。就这样，赣西南党内争论不已、影响全局的分田方针，圆满解决了。

　　缓兵之计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在10万武装工农的配合下，攻克敌军长期盘踞的赣西重城吉安市，歼灭敌邓英师的主力。10月7日，毛泽东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担任主席。当时，还组成了以李文林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然而，攻克吉安的胜利，并未给毛泽东带来多少喜悦。在强敌压境大战在即的军事外患面前，还有一大内忧压在他心头。在应对敌人的战略方针上，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很不一致。毛泽东主张将敌人诱入根据地，利用地理和民众支持的条件，在游击战中击敌；而以李文林为书记的省行委，强调要执行中央进攻路线，力主把红军拉出去打，夺取南昌、九江，再攻武汉。鉴于省行委的地方威信，这种战略上的分庭抗争，使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晚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举行庆贺宴会，宴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和总部首长。曾山与李文林轮流向客人敬酒。

　　善于把烦恼、苦闷深藏于内心的毛泽东，表面上虽很自持，但酒兴是全然没有了。曾山注意到了毛泽东的情绪。宴会一散，他走到毛的身边，轻声说道：“我同你出去走走。”毛泽东应允。

　　“你的顾虑我清楚，一棋不慎，全盘皆输，硬把4万红军拉出去与10万强敌对垒鏖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如柏，知我者，你也！红军和苏区的危机，不是潜在的，而是显然的！李文林他们怎么就看不到呢？”

　　“他们呀，就知道‘坚决地向中心城市进攻’，巴不得明天就打下南昌、九江，直驱武汉，饮马长江。”

　　“哼，饮马长江？”毛泽东愤然地吁了一口气。

　　曾山大体测知毛泽东在想什么，思虑少时，说：“这些天的情报表明，国民党已有3个师向南昌靠拢，敌情越来越严重，不就可以……”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慢慢朝前移动，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停下来，就大有文章做了。”

　　毛泽东的心中掠过一道光亮，缓缓颔首：“你的意思，我晓得了。”

　　天之后，红一军团总部发布了“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从当天下午起，方面军所属各部除红二十军一部留守吉安外，其余各军全数北移。

　　曾山很快看到了这一命令。他清楚，驱师与移师、向南昌进发与向清江集中，不只是字面上的差异，而是总前委书记接受了自己的谏言，在深谋远虑之后埋下的伏笔。

　　红一方面军以每日50华里左右的速度向北移动。10月21日，抵达清江县境的太平圩。在这里，部队不得不停驻下来，针对骤然严重起来的敌情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总部获悉的最新敌情报告显示：敌人数倍于我，且均已进入战时紧急状态。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江西省行委，除两个人外，无不为急剧变化的敌情焦急不安。那两个把严重敌情看成是有利转机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曾山。在太平圩的毛泽东住处，曾山与毛泽东声音不高地交谈了很长时间，然后结伴来到方面军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