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津讲述与曾山的最后一面

　　1972年春天，我怀着激动而忐忑不安的心情，为解救父亲踏上北京。在京期间，我特意去东四九条57号拜访了曾山伯伯和邓六金阿姨。曾山伯伯不但是我父母的老领导，还是我父母结婚的“批准人”。两家的老一辈曾长期在一个地区战斗和生活，彼此间结下了厚重的革命情谊。

　　1938年初，时任中共中央东分局副书记的曾山协助项英在南昌新四军军部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南方各游击区的领导人黄道、叶飞、陈丕显、江渭清、谭启龙、涂正坤等都抵达南昌汇报情况。在这次会议上，我父亲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开始在曾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父亲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经常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也有不少女同志对他有好感，但项英、陈毅都不同意。1940年2月13日，经项英和陈毅的介绍，曾山批准了我父亲与新四军军部机要速记员谢志成同志的婚姻。在皖南，曾山和我父亲同住在一栋房子里。有一次，组织上安排曾山和邓六金到外地执行任务，而他们的孩子丁儿才出生几个月，曾山和邓六金就把丁儿交给我父亲照看。

　　“文革”爆发后，曾山执掌的内务部也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曾山想方设法维护本部门的稳定，尽其所能地保护老干部。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到1966年底，曾山成了国务院各部中为数不多的没被打倒的干部，自然成为江青一伙的眼中钉。

　　12月18日，张春桥在单独接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时，迫不及待地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此后，造反派诬蔑曾山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压住内务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从1967年8月起把他当作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斗、批判。

　　党的九大上，林彪、江青一伙点名要曾山揭发批判陈毅，遭到了曾山的抵制。曾山认为，陈毅对党对革命是一贯忠诚的，并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什么可以揭发批判的。1969年10月，曾山和叶帅一起被疏散到湖南。次年5月，曾山因患痔疮回京住院治疗，从而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放”生活。

　　1972年初，陈毅和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两位老战友的相继逝世，深深刺痛了曾山。陈毅住院期间，曾山前往探望。两人谈到老干部受迫害时，都很激动。陈毅说：“天要报应。”1972年1月，陈毅去世，曾山参加了追悼会，心情十分沉痛。4月，与曾山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中患难与共的陈正人，也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中含冤去世。据周总理决定，曾山将在陈正人追悼会上致悼词。讨论悼词，曾山因坚持要写上“陈正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与造反派吵了起来。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与曾山伯伯的这次见面竟成了与他的诀别。1972年4月16日，就在我们见面的数十天之后，在陈正人追悼会后三天，曾山伯伯因突发心脏病溘然仙逝。噩耗传来，我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