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求同存异”

　　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求同存异是周恩来的创新，万隆会议的精神最终导致了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65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也说道：“共同点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可以求同存异。”其实世界万物总有对的一面，也有错的一面，这就可以看出世间没有完美的东西，这种不完美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任何的东西总会有，正与反，大与小、上与下、高与低、美与丑等等，我们可以在字典里找出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的反义词，这个现象仍然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无论我们去思考一个正确的问题，还是去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最后总是能把自己带到一个无法自拔的矛盾里，因为矛盾就是世界存在的本源，这种矛盾也许是人类认知的缺陷。既是茅盾的，我们就要找到相同点，也要保留不同点。

　　其实要做成一事，必先求同，凝聚共识，人心齐方能泰山移。然而，这求同，又往往发端于存异。在相当意义上说，求同与存异，构成了事物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

　　改革也是如此。回首35年改革路，第一个实行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章华妹，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一个个首创带来了思想活力竞相迸发，其示范效应带来了创造泉源竞相涌流。以此观之，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存异往往意味着宽容先行先试，求同则意味着择善而从。可以说，无论是存异还是求同，都应成为一种变革求进的社会力量，而不是食古守旧的借口。

　　因此，对于社会而言，求同乃是对改革的认同，而非墨守成规。比如你要修铁路，他则说老祖宗没有那东西也过来了。骑惯了毛驴，看见汽车就不快;坐惯了马车，看见火车则不快。不管什么事，稍有变异，马上招来非议。不敢为天下先，又不许别人为天下先，二者为一，成了坚韧性保守。这种思维，今天还在影响着不少人。典型表现则是，凡事没有先例不干，“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见到改革创新，不明就里就泼冷水。如此“求同”，实则不想求新求变。

　　对于改革者来说，首先就是善于求同、积极求同。当年，商鞅推行新法前徙木立信，实则也是为了先求认同。今天，改革面临利益格局调整，面对不同利益诉求，如果没有充分的表达，活跃的交流，积极的讨论，就很难不断消除歧见，不断形成共识。很多时候，改革就是在这种交流沟通中获得认同的。即使对一些具体的改革办法可能仍然有争议，但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却很少会有不同意见。

　　当然，改革者在求同的同时，还应善于存异，存异以待同。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流派众多，百家争鸣不断，但到战国结束，法家改革效果最佳。其因之一，在于不受“异己”干扰，集中精力，坚定推进“治国使众莫如法”，以富国强兵实效说话。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改革成为共识之后，具体改革只要看准了方向，就坚定地干下去，不必硬性求全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只会误了改革。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很多具体改革措施，做对了，异议自然消除了，共识自然就形成了。一些重大改革举措，与其无限争论，必求全同方能推行，不如通过试点先行的办法来逐步消除认识差异。很多重要改革方略看似一时难以推开，但各项关联措施到位，配套办法在位，改革就会水到渠成。

　　探索全国统考不分文理科，逐步取消学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行政级别，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启动“单独二胎”政策……今天，一连串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政赢得称道。这些改革新政，都是在求同与存异中找到了最大公约数，也都需要在进一步的求同与存异中化为现实。

　　由异而同、由同而异，和而不同、循环往复，改革正是朝着大势的方向，在求同与存异中交替演进。把握了求同与存异的辩证法，全面深化改革必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与力量。

　　真正树立改革思维对我们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摆脱革命思维、革命话语的影响，学会改革的思维方式，使用建设性的改革语言，实在是一件理论界应该认真面对的事情。在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就业出现困难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我们怎样过好“改革攻坚”的这一大关，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一定困难的情况下，携手求同，才是每一个自认是改革者应该持有态度。